柳宗元遗恨长安/柳 哲

　　西元八一九年十一月八日，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含恨病逝于柳州任上。他病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身后事，提前做了安排。他把视为命根子的书稿，託付至交刘禹锡。刘禹锡不辱重託，将其遗稿编纂成《河东先生集》传世。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序》中，如此写道：“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于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柳宗元去世八个月时，柳宗元归葬长安的丧礼上，刘禹锡含悲再次撰写了《重祭柳员外文》，其中写道：“呜呼，自君之没，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犹疑。今以丧来，使我临哭……俾君内弟（卢遵），得以义胜。平昔所念，今则无违。旅魂克归，崔生实主。幼稚在侧，故人抚之。敦诗（崔群）、退之（韩愈），各展其分。安平来赗，礼成而归。其他赴告，咸复于素。一以诚告，君倘闻乎？呜呼痛哉！君为已矣！余为苟生，何以言别，长号数声，冀乎异日，展我哀诚，呜呼痛哉！”

　　从以上刘禹锡的祭文中，大体可知柳宗元病逝前后的一些情形。柳宗元逝世八个月后，灵柩启程运往长安前，在柳州举行了祭奠仪式。柳宗元的内弟卢遵，在柳宗元离世后，悉心照料，经纪其家。柳宗元的“平昔所念，今则无违”，卢遵可谓功不可没。“旅魂克归，崔生实主”，由其弟子崔群负责。至于《墓誌铭》，则由柳宗元的至交韩愈执笔撰写，情真意挚，感天动地。韩愈所撰的《柳子厚墓誌铭》，也记载了柳宗元归葬长安的有关情形。其中写道：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韩愈所撰墓誌铭，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沈传师书写刻碑，立于柳宗元墓前。从韩愈的墓誌铭可知，其归葬的费用，由裴行立贊助。

　　宋代洪兴祖的《韩集辨证》，对柳宗元墓“柳宗元碑”有这样的记载：在京兆万年司马村；元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在凤栖原墓前；明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在少陵原之北，碑碎；明赵廷瑞的嘉靖《通志》：在凤栖原，今碎……

　　根据我珍藏的安徽泾县《泾川柳氏宗谱》（嘉庆二十一年）与安徽岳西《河东柳氏宗谱》（民国二十八年），不独有柳宗元为家谱撰写的《谱牒论》，更收入了他的画像、传记、世系等资料。据《泾川柳氏宗谱》记载：柳宗元“住万年县，居司马村，……公寿四十七，殁，归葬万年县，皆门人之力也。”

　　柳宗元情繫桑梓，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到因贬谪异地，不能回故里长安祭扫先人时的“北身长号，以首顿地”的悲痛情形时，岂不让人潸然泪下？他在信中写道：

　　“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身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復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

　　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曾如此写道：“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至今无以託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闾，立家室，则子道毕矣。”

　　数年后，柳宗元果如其愿。留有二子：周六、周七，幼子周七，为遗腹子，在其去世后才出生。忠良有后，“以託嗣续”，足可告慰柳宗元的在天之灵！

　　作为河东柳氏后裔，我在二○○六年八月七日、八日、九日，首次到西安寻根问祖。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三秦都市报》以《柳氏后人呼吁建立柳宗元纪念设施》为题，对我的寻根之行，进行了报道。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三秦都市报》，再一次以《柳宗元后裔呼吁长安建纪念馆》为题，报道了我致信长安区委书记吕健建言献策，以期引起重视。今年七月十三，恰逢先祖柳宗元诞辰一千二百四十周年，我等柳氏后裔与社会各界人士，在京启动纪念柳宗元诞辰一千二百四十周年系列活动。清明之际，我再一次来到西安寻根问祖，经过对文献资料与柳氏家谱的综合研究，初步认定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司马村为柳宗元故里与卒葬地，恳请作为柳宗元出生地与卒葬地的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隆重纪念柳宗元诞辰一千二百四十周年，让柳宗元魂归长安，以慰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