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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文化部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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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杂志：天地存大美 香山别有情——走近香山文化群落 |
| 发表日期：2013/6/21 新闻来源：天下柳家人 |
天地存大美 香山别有情
——走近香山文化群落
本刊记者/吴炜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文所描摹的景象看上去就是一幅幅古典的画，对于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里的人来说，仿佛遥不可及。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北京的香山，有一群人，似乎就生活在这样的一幅图景中。而这样的图景，又往往配合了他们的文化艺术上的趣味，天人合一，演绎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有人称这些人为“香山文化部落”。但与其说它是一个有组织的部落，不如说是一个散居的群落，没有部落酋长，也不需要酋长，却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聚会、饮酒、弹琴、品茗、论道，住的大多不是广厦豪宅，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虽然生活俭朴，但可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所以，也别有一番趣味。
由于比较低调和不事声张，这一群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媒体报道。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引人入胜、令人遐想和给人启发。
在《中关村》杂志社社长卫汉青的亲自点题下，在雪花飞舞的日子里，记者走访了这一群落。
历史芬芳永流传
香山不高，海拔500多米，香山也不大，方圆几公里。但笔者来到香山，却有点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惶恐。因为香山的历史人文悠远、博大，人来到香山，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这里有乾隆皇帝亲笔题词的香山寺、有曹雪芹苦心孤诣著书的黄叶村、这里有安息过孙中山英灵的碧云寺、迎接过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双清别墅，这里还有耶律楚材的家庙、西藏六世班禅的行宫。至唐宋元明以来千百年间，来往香山的人群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不一而足，更少不了一些文人骚客、艺术家、思想者：冯友兰、沈从文、梁启超、梅兰芳、杨沫、黄胄、圣琼•佩斯等等。徜徉在香山，在青山绿水和各种历史古迹前面，不由人不驻足屏息，发思古之幽情，慨天地之博大。用作家那琪的话来说：“香山的种种景物，都透露着千百年的世事苍桑，它们让我一下子沉静下来。”
现代史上，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告别政坛后，在这里创办了香山慈幼院、兴办教育。他境界高远，提出了以培养“健全爱国之国民”的办院宗旨和教育方针，促使学生“德、智、技、群”全面发展。1932年，熊希龄还慨然捐出全部家产资助慈幼公益事业，其壮举懿行，早已载入史册，为香山增辉。
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如疾风骤雨。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在香山，传统的根脉似乎有了一定的保留，乃至复兴。在香山，有抗日名将纪念馆，抗日军人之子訾贵江在这里用自己的方式延续民族气节和革命传统；有雷音琴馆，琴馆主人邵天泽本人就是道家修行者，他以古琴养生，以琴艺传“道”；有“世嘉中医”馆，中医世家出身的牛志刚，运用传统医学为病患解除痛苦，并把它上升到智慧和仁爱之学。更多的学者文人则以文化探讨、图书出版、网站传播等方式延续了传统文化的血脉。
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有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存，佛家、道家、儒家，乃至基督教信仰者、无神论者既相互独立又和谐共处。佛学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修习，而儒学的关怀，基督的博爱，也在香山的文化人这里得到不少的体现。传统的绘画、诗歌艺术，也和各种现代元素结合，在这里薪火相传。
倾心学问为知己
73岁的霍国玲耳聪目明、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在香山脚下一住了20多年，和爱人一起，把研究《红楼梦》当作后半生的事业，探赜索隐，深稽博考，流连忘返。出了数十本书。
霍国玲说她之所以来香山，也与曹雪芹有关系。1971年4月4日，香山一带的正白旗39号房主在西屋的西壁外墙皮内发现题壁诗文墨迹，一些红学家认为与曹雪芹有关，此地即是他“著书黄叶村”的村址、居所。1983年4月，中国曹雪芹研究会在此建立曹雪芹纪念馆。溥杰专门为该馆题写匾额。此后，这里成为一时胜地。
霍国玲曾是北京一国营工厂的工程师，业余时间喜欢读《红楼梦》，最初对小说里的“风月宝鉴”之暗喻十分好奇，后来则是兴趣热盛、不能自拔，索性集中自己的精力，去探究《红楼梦》映射的历史真实，得出了不少突破常规的观点。虽不能被红学主流学派承认，甚至屡遭讥辱，她也未见退缩，或变得过分伤悲，讲起曹雪芹可能藏在书中的的惊天奇情时，却见她眼圈发红，双目含泪。“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她说，她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皆是为了让曹公当年的奇情奇冤为人所解，其文思才情可以继续流传。
住得和霍国玲地方不远的柳哲是香山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常常组织香山文化人的聚会，他的研究虽然没有和霍国玲那么专一和精深，但涉猎面较广，在家谱研究之外，对现代史上的两位学人——熊希龄和曹聚仁情有独钟，他们一个是香山的先贤，一个是与柳哲同乡。柳哲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似乎也加上了地域和情感的因素。
在香山做学问者，更有一些不愿意抛头露面者。比如乐后圣，原是亚洲地区安全战略学家，倾心于儒释道医同现代文明的融合研究，后来像李叔同一样，“索性做了和尚”，一般也不会接受记者采访了。此外，香山还有熊晋仁、王少农等民间思想者，或有自己创新的学问体系，或有自己的发现和主张。而自学成才的陈勇，则几乎以一人之力，撑起了“中国学术论坛”网站，为学术人文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网络园地。
画意诗文齐飘香
“野鸟未能随鹤化，山花犹自傍人开”，相对于环境受到污染、车水马龙的北京城区，香山仿佛是一方净土，适合于画家、书法家、诗人们的聚集和创作。当年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后，有一部分画家就流散到香山，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不断慕名而来，在此落脚。近年来，更增加了一些在北大等地“游学”而后辗转而来的文人学子。
在一天中午，记者在教育研究者王家斌的带领下，来到香山北营一个小院子里。迎接我们的是一对璧人，男的看上去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女的则珠圆玉润清秀逼人，这正是画家夫妻蔡印龙和丁弈。蔡印龙没上过专门的艺术院校，完全是个通过拜师学艺、勤学苦练而不断成长的画家，丁弈出生于书香门第，耳濡目染之下，绘画诗文，皆自有章法。蔡印龙先后师从丁剑虹、张仃等山水画家，自己又能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画山水，画宇宙，气势磅礴。画的是中国画，却吸收了油画的用色技巧和油画的张力，并突破了传统中国画的题材限制，去描摹蓝天、宇宙星空及一些较为抽象的景物，他说：“每个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是有眼睛的，都会看蓝天、看宇宙星空，是吧？每个人都看过，但在中国史上呢，也从来没有人去表达它、去表现它，所以我想去做一些尝试。”蔡印龙在思想观念上也十分现代，言谈之间显示出一种湘潭人特有的自信和幽默。说起国内一些地域和身份歧视现象，他就嚷嚷：“什么‘边缘人’，我们不是人啊？”“什么‘外来人口’，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国居民么？”，蔡印龙显然对 “边缘人”、 “外来人口”、 “北漂”等一概不予赞同，很有公民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丁弈画的老虎虽然虎虎生风，诗文中却屡见有对思念外出“夫君”之词，仿如活在古时人物一般，让人不禁莞尔。
曾住在公主坟三号院的吴大可和那琪，则是另一种琴瑟和鸣的夫妻。大可原是圆明园画家村的一员，也曾是标新立异的现代艺术的追随者。经历坎坷，趣味、理念从西方转回东方。画风由浓烈转向恬淡。在北大附近茶馆听讲座的时候，他和热爱山水、崇尚自然的作家那琪相遇、相知，两个人就像美国的梭罗一样，开始田园生活的探寻。他们在香山公主坟居住的时候，自己种菜，自己拾柴，自己修缮房屋……和梭罗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回归自然中有着一种拥抱东方禅意生活的旨趣。大可的油画日益现出宁静之美，仿佛在静默中聆听大自然的呼吸。他的作品，仿佛禅语，是对普通景物的一个重新发现，他画的是油画，却转而向中国古代的审美之眼中取法，甚至发现了秋收后稻田里一片片稻茬的无言而奇崛的美。此种情致，恐怕非咬得菜根断，静下心的人才能细加品味——而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种先锋。那琪应该是知其趣味的人，她写香山人物的文章笔法圆润，也有一种淡定包容之美。并可体察入微，发掘人物的性灵之光。
画中国画的蔡印龙笔墨中有油画之炫丽，以及科幻似的瑰奇想象。画油画的大可却回归中国画之古朴、淡泊之精神。恐怕只有香山这个地方，才能培育这样的奇异景象。
据那琪介绍，在香山居住或住过的还有山水人物俱佳的孙渝、画风绮丽优美的张彬（女）、主攻国画人物的张笮、善画老虎的高成汉、禅学与书画皆通的人然，等等。他们把香山当做自己的一个根据地。香山孕育了他们的情怀和作品，香山不会让他们忘怀。
佛佛道道好修心
有道是自古天下名山僧占尽。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佛教、道教的兴盛，香山以其深秀清幽的景致、开阔高敞的地势和终年宜人的气候，成为北京西北的风景名胜和宗教胜地。据说香山曾有三百多座寺庙。有些寺庙，随着历史的变迁已经湮灭，而碧云寺永安寺昭庙等庙宇建筑或多或少的得以留存。这种传统遗存的存在，加上近几年宗教文化的复兴，使得一些艺术家、文化人把香山当作一个修身养性、潜心创作的风水宝地。
相比于一些专业艺术家，邹阳和洋汐并不以画画和写作为生，他们还曾是颇为成功的茶馆经营者。当年他们在北大东门外城府街开的“闲情偶寄”茶馆深受北大师生、各界文人雅士的欢迎。茶馆内设立的“古水清源”论坛 ，还曾邀请到何怀宏、贺卫方等知名教授的光临和开讲。后来经营场所连接遭遇拆迁后，邹阳暂停了家里的茶馆生意，重拾画笔，开始在香山进行三年的潜心创作。他画的佛像，下笔稳健，运用色彩常常突破常规，干净明快，虽艳丽醒目，散发的却是宁静祥和之美。可谓不拘一格、自成一派。说起画佛像，邹阳还告诉记者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画出的菩萨的表情就是不对，觉得很奇怪，后来想想，确实这几天心里为某事牵挂而不平静。因此画出来的画也变得有点变形了。可见心物一体，并非虚言。
对于邹阳夫妇而言，香山看来并非归隐之所，而是蛰居和养精蓄锐之地。三年中，邹阳不仅画了许多画，爱情也结出了果实：一个颇具灵气的孩子已经降临世间。眼下，一个更大的“闲情偶寄”茶馆已经在计划之中，资金已经到位，只是选址还没落定。香山，在邹阳夫妻这里，体现了“退可守、进可攻”的优势。进退之间，暗合中国古代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
那天在邹阳家里，记者还遇到了女画家傅香，傅香自名为佛女。这位从敦煌走出的甘肃女子，主攻工笔佛像之外，兼及山水画、书法，高中毕业后因为家里没钱没上大学，为了实现画画的梦四方漂泊。她画的佛像，庄严之中略显憨态；她写的字，矫健之余附带温柔。如今她已经把香山当作了自己的栖居之地。用她的话来说，“香山是香的，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香字，这就是缘分。”傅香虽因画佛像而得名，但其实也并不是那种远离人间烟火的人，作为女性艺术家，那天她特意穿了一件中式花衣裳出来，以便拍照，表现出了很强的爱美之心。
说起香山的道家人士，当然离不开“雷音琴馆”的主人邵天泽。拜访邵天泽的时候，他刚从泰山回来。乍一看上去，一身道袍，面若冠玉，仿佛直接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走出来一般。虽然刚从外地坐车回来，却看不出一点疲惫之态。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身材高大、长着一把大胡子的道长，据说最近要带领一些人去外地进行“辟谷”养生的活动。当记者向邵天泽请教一些当代道家的义理的时候，邵天泽的回答十分简练，好像没法说很多，“道可道，非常道”，这种“不好说”，或许也就是一种“说”。
记者了解到，邵天泽出生于山东菏泽一个中医世家，自幼习书、奉道、习琴，青年时代也曾研习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传来的乐器，但总感觉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自然，等到重又回归古琴，才发现这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如今，他以香山为据点，以琴养生，以琴载“道”，也以琴传道。他将琴艺分为艺人琴、文人琴和圣人琴3个层次，认为“只有灵性开悟，可以承载民族文化精神的，才算是‘圣人琴’”。香山有不少人向他学琴，其中有道家、禅宗的研习者，也不乏追求风雅的女白领。他的琴馆也成为香山一些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
盛唐魏晋有遗风
香山有天赋的自然之美，但若离开了人文的点缀，就会失去很多韵致。香山因为有着形形色色的奇人、逸事，而显得分外有趣。其中有些人的经历和作为常常让人感到恍如回到唐朝，或者回到竹林七贤的那个年代。
段卫洲的故事最有浪漫色彩。他自称“中国最后的乡村诗人”。这个来自陕西的农村诗人，除了“卖诗”几乎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但没有像海子一样死去，反而复原了古代流浪诗人的某种乐观精神。据说当年段卫洲在一路流浪到北京，在北大附近卖一块钱一首诗的时候，被居住在香山的出版人王少农发现，领着他来到了香山，落脚塔后身地带。在这里，段卫洲渡过了一段幸福时光。他不仅找到了几个可以相互应和的朋友，而且在朋友的帮助下，印刷了自己的第一本像样的诗集《幸福是头猪》，使自己的诗歌集单品价格提升到10元以上，改善了生活。更为走运的是，段卫洲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天使”—一个愿意追随他浪迹天涯的女友小玉。据说两个人是在到同一个地方修鞋时搭讪上的，然后徐天舟等朋友也有一些促动，鼓动他们一起上山打水，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段卫洲说起那段故事，听起来宛如传奇：“有一天我们相约5点去玉皇顶打水，5点钟的时候天还只蒙蒙亮，那条长满青苔的石板小路上没有任何游人，……到了那座残损古庙下的泉眼旁，小玉开始打水，我说我给你唱歌吧，就唱信天游，我唱歌时小玉没有说一句话，但从她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一种东西，我招手后得到的回应。”香山，就这样孕育了一段山水诗般的爱情。
曾德旷则是看上去并不那么幸运的另一种诗人，他邋里邋遢、穷困潦倒，常常吃了上一顿没下一顿，据徐天舟的讲诉，他的房间里常散发着臭气，几乎从不打扫，也不懂得一些日常生活的常识。有一次大家聚会，叫曾德旷洗菠菜，结果他用洗衣服的方式去搓这些菠菜，菠菜被他“洗”成一团烂泥，根本无法吃。在一次喝酒之后，他兴奋起来就用酒瓶砸自己的前额，他说他有激烈的情绪要发泄，无法打别人，那么只好砸自己。
关于曾德旷，还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晚上12点钟的时候，他喝了点酒，睡不着，在月光下踱到梅兰芳墓前，看到有人送的新的花圈，就朝着地底下说，你反正躺在底下，用不着，就送我一朵吧。就摘了一朵花回来，放在自己窗台上插着。第二天他觉得不对，就把花送了回去。后来想想还是不对，应该赔一朵花给别人，以弥补自己的失礼，于是又买了一朵花送过去。后来他还据此写了一首诗。
相比于那些极其清贫的诗人，徐天舟看上去要稳重成熟得多。徐天舟学的是中医，还是一个创业、经商有点小成的人，在福建家里还有自己的农庄。而对他来说，工作似乎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他真正痴迷钟爱的是古体诗艺术，所以跑到了北京来，在香山一住就是多年，并在一个报社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他写的诗文采飞扬，想象瑰丽，似有李杜之遗风。其创作的《圆明园怀古》，有“四十年来两度劫，八国刀剑凝青光。一炬铸成万古恨，空余焦土号晨霜”等句，气势磅礴。平仄对仗之间，展现了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当今这个浮躁时代，已属十分难得。
在香山这个文化圈子里，朋友们也时常相互帮忙。除了上面提到的王少农，施袁喜、徐天舟等有着固定工作的诗友有时也会扮演助人者的角色。施袁喜曾经帮助过段卫洲印刷诗集，而徐天舟的院子里，有时会来二三十号人，吃饭的时候熬一大锅粥，买几十个馒头，然后给大家配上咸菜。这时，徐天舟扮演的是类似孟尝君的角色。
民间草根自有情
在柳哲的帮助下，在香山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笔者见到了香山的环保奇人衣无尘。
和他的名字一样，衣无尘仿佛像一个古代侠士，并不轻易混迹于众人之中。这天，他刚爬香山回来，穿着一身红色的登山服。面色清癯但也有光泽，精神爽朗，根本看不出他在山上的小屋过着没有暖气的生活，他说由于莫名势力的干扰，这段时间住得并不安宁。2000年，他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徒步走了中国万里海疆，途径沿海九省两市，考察环境，宣传环保，走得胡子很长，回来没地方住了，连馅饼都吃不上了，只好在邹阳的家里暂住。作为民间环保人士，他为哥本哈根会议没有中国民间人士的参与遗憾，也时不时为体制造成的阻隔发几句牢骚。虽然道路坎坷，一路风尘，他心中似乎却依然没有什么尘埃，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有什么说什么，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依然有一种愤懑。这种愤懑，在这个普遍麻木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当然，在香山，像衣无尘这样具有现代意识而又自觉投身环保的并不多，更多的人更关心人本身。这个群落的人基本都是以艺术文化为业的，本来就富有人文情怀，再加上很多都是经历坎坷，目睹社会一些阴暗面，因此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成为底层百姓代言人。
周云蓬就是这样一位民间诗人和音乐人。虽然是一个盲人，他的眼睛却似乎能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如果说他的《沉默如谜的呼吸》音乐专辑更多表现了他庄子般浪漫和逍遥的一面，那么他在《失业者》、《买房子》、《中国孩子》等作品中，则如杜甫、白居易一样，充满了体贴底层百姓的平民意识，其中《中国孩子》直接关联了克拉玛依火灾、山西矿难、河南艾滋病等沉重的社会话题，表达了一个音乐人的沉痛：“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由于其在诗歌和民谣音乐方面的成就，他曾被《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也接受过《鲁豫有约》等谈话节目的采访。在2005年，他和罗大佑等一起获得了华语传媒大奖。
曾德旷在生活方式上，可能是离香山最远的一个。有朋友甚至说他“一个天才的诗人生活在魔鬼的躯壳里”，翻开他的新浪博客，可能会让很多人吃上一惊：裸身在雪地里弹琴唱歌、吃苍蝇、自述“找小姐”经历等等，各个惊世骇俗，可能他发现文字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薄弱，于是改用身体去“写诗”（行为艺术）。他还提出了“负诗歌”的理论，并称“负诗歌想要反映的是那些负面的事物，而不是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它尤其希望诗歌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特别是反映处于社会底层的，或者处于地平线以下的边缘人的生活。”应该说，这种诗歌理论和实践在“广告化”语言盛行的时代有其正面意义，至少让我们面对更多的真实。在批评难以发声的时代，他用袒露自己的方式拉开了时代的遮羞布。但他在佯狂之外时不时闪耀的草根意识，依然和香山文化群落的人文精神相通，那就是对人性的正视，和对人的尊严的关怀。
人文坐标正重建
旧沙发上残留着黏糊糊的融化的糖的痕迹，木板床上洒落着一些面包屑，儿子和和可能踢翻了什么哭叫起来，女儿慧慧则忙不停地安慰弟弟并争取老爸合理裁决某些争端——这是柳哲家里的一幅图景，少了女主人的屋子里显得有些兵荒马乱。尽管如此，柳哲依然在这个屋子里，组织着香山文友的聚会，趴在一台有时难以启动的旧电脑前爬格子挣稿费。即使在照顾一双儿女的间隙，他依然可以心游万仞，写出具有激情洋溢的诗文。
记者有时会纳闷，柳哲为什么会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个曾在北大旁听、后来又组织“京城游学堂”、“香山文化部落”等活动的人，自身并没有经过学院式的深造，却超出常人地热心于参与和组织学术文化活动。过着极清贫的生活，却关心着国事、天下事，所为何来？后来一想，可能柳哲正具有一种现代儒者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带着两个孩子的柳哲虽没有像颜回那么洒脱，但换了别人，可能很少能像他那么乐观，他嗓门洪亮、大大咧咧，面无忧色。
柳哲高调于“文化”的热情，有时也会遭遇打击，至少在他遇到“湘夫人”的时候。“湘夫人”真名为陈颖，是一个颇具棱角的随笔作者。她是柳哲的同乡，但风格和柳哲却很不一样。记者去的那一天，个性豪爽、喜欢热闹的柳哲带了近十个人，也不顾湘夫人是否有接待能力，就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附近山坡上陈颖那个狭小的茶室。有着外企经理经历的陈颖倒是临阵不乱，把一干人安排妥当。铁观音、普洱、龙井，茶过三巡，讨论渐渐热烈，柳哲几番具有使命感的言谈屡次受到湘夫人的打击，仿佛孔孟遇到了老庄，种种大概念被消弭于无形。湘夫人更关心的是个人生存、自我性灵的复归，这也是她在经历了生意场的是是非非、情感上的聚散离合后独自一人隐居香山的原因之一。她对香山文化人一些过于高调的理念或宣教式的行为，往往表现出一种冷峻和怀疑态度，有时就像解毒剂，可以略微消减一下香山文化人可能的狂热。
上面只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香山文化人个性的多元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正是这种差异性、构成了香山文化群落的某种张力。它促使着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人去反思自己，去兼收并蓄，或突破创新。
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化的急速形成，人们的心灵寄托、精神依归等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同步合理的解决。爱好并研究传统文化的王少农说：现在是到了一个重建信仰的世纪，香山是“给道”的地方。事实上，与其说香山“给道”，不如说来香山的这群人常有“寻道”的冲动和本能，而他们在一起，就自然形成一种共振效应，让人们更深地去思考个人的精神依归、民族的文化重建问题。而香山的自然人文，似乎给人一个空间，让人去思考这些问题。
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人提倡的“返本”、“开新”、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之说曾在政治制度层面受到过不少学者的质疑，但在后现代和“低碳”潮流的到来之时，似乎在香山有了一个现实的演绎，香山的文人墨客们用各种方式，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元素，演绎着某种低碳生活方式，并补益了城市文明的不足和弊病。
“古刹尘埃暗，山僧岁月延”。 “野水趁人如有约，长松阅世不知年”。香山文化之美，美在悠远，美在性灵，美在厚重，美在大气，美在包容。香山文化之胜，胜在其发源于久远，成就于现代，指向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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