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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墓址究竟在哪里?
发表日期:2013/6/21 新闻来源:天下柳家人
柳永墓址究竟在哪里?

  柳永墓址在镇江,我市学界已有多篇文章举事实和典籍加以确证。但此说能说服镇江人却未必能够说服其他地方的人。因为,关于柳永墓址的不同说法较多,有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开封说和杭州说,等等——

  □ 沈伯素

  柳永(987-1055年?),字耆卿,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星级名人,学界称他是南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他的词在宋元时期流传最广,相传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的祖籍虽然在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但却是一位与镇江关系十分密切的古人,而且他的墓址就在镇江。

  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镇江学界已有多篇文章举事实和典籍加以确证。但是,此说用于说服镇江人则可,出了镇江却未必能够说服其他地方的人。因为,关于柳永墓址的不同说法较多,仅据笔者所知就有襄阳说、枣阳说、仪征说、开封说和杭州说等。故而关于柳永墓址“镇江说”应进一步辨证。

  

  “镇江说”的立论

  

  “镇江说”的依据主要有:叶梦得《避暑录话》、正德《丹徒县志》和万历《镇江府志》三部古籍。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意思是,柳永死在旅途,殡于润州僧寺,未曾下葬。后来王和甫(即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到润州任太守,访求不到柳的后人,便自己筹钱把柳永葬了。笔者对这一依据有以下三点认识:

  柳永去世,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5年);王安礼到镇江任太守葬柳永,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7年),是柳永死后22年后的事;《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任丹徒县尉,为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又是安葬柳永22年以后的事。三事相隔时间都不算长,作为地方长官的叶梦得记述这些事,应当准确无误,绝不可能凭借道听途说而为之。

  叶梦得(1077-1148年)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介于南北宋之间的词人,号称石林老人,绍圣四年(1097年)登进士第后任丹徒尉。他藏书丰富,以治学严谨著称,世人历来称他“学问博洽,精熟掌故”,于《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诸书,均有辨释著述。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就说他“深厚清隽,不失元祐诸贤矩”。因而,《中华诗词网》以专文介绍叶梦得时说:“他的《石林燕语》10卷与《避暑录话》2卷,记叙朝章国典、旧闻时事,足以资考证,补充史缺。”笔者以为,《中华诗词网》说它“足以资考证”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正因如此,古今多数研究者乃至时下的历史、语文教科书(如诸葛忆兵 陶尔夫著《北宋词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多依叶说取“柳永墓址在镇江北固山”之说。

  《避暑录话》这部著作经过多名学者考证和校对,特别是经过叶梦得的裔孙叶廷琯“精校后,云翳全消,精神毕露”(《序言》语),内容比较真实可靠。清人程庭鹭为《避暑录话》再版所作的序言也说:“石林老人避暑录话……轶事遗闻复饶名言隽旨,昔人故多称引之。”这都说明,《避暑录话》具有较高权威,书中关于柳永墓址记载的可靠性不应怀疑。

  明·正德《丹徒县志》在《陵墓》一节有这样的记载:“屯田郎柳永墓在(本地)土山下。”北固山在古代曾经名叫土山,《太平寰宇记》就有“甘露寺在城东北角土山上”之说,唐代刘禹锡也有“土山京口峻,铁瓮群城牢”的诗句,可见,地方志书肯定柳永墓就在镇江北固山下。

  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也明确指出,柳永墓在丹徒土山(北固山)下,而且在附记中具体说到当时王和甫安葬柳永时,承办人名叫陈朝请;又说,后来明代在北固山挖出了柳永墓的残缺墓碑,上面有柳永之侄所作经过磨蚀但仍依稀可辨的百余字碑文,曰:“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为太常博士……归殡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万历《镇江府志》关于上述此事的记载,不仅对镇江人来说并不生疏,而且其他各地研究柳永者,也多有以此为据者。笔者曾读到一篇题为《苦命词人柳三变》的文章,其作者就在文中说:“1055年,柳永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僧寺里含恨而去,终年71岁。殆后殡葬无着,下世凄凉。据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直到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将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

  仅据以上三则文字考辨,即可确认柳永墓址在镇江北固山下。

  

  “非镇江说”的驳论

  

  “襄阳说”。此说出自宋·祝穆的《方舆胜览》: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葬于南门外。每年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笔者对此说剖析如下:

  从《方舆胜览》的成书时间来看:祝穆成此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距柳永去世的1055年已有100多年,比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事迹的时间(1097年)晚了140多年。祝穆著书立说谈及柳永,只可能引用他人的文字或以传闻为据,不可能比叶梦得的记载更加权威。

  从《方舆胜览》记述事物的体例来看:《方舆胜览》记述事物的体例,一般是把人物的趣闻轶事记在《人物》这个小段里,把关于地理方位等概念记载在《山川》这一小段中。墓址属于地理方位,一般应记载于《山川》,或另列《墓园》小段记载。但《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全卷的五千余字中,与柳永相关的记载却一字全无。关于柳永的记载,该书是列在卷十一福建《建宁府》的《人物》这个小段里。可见,祝穆写《方舆胜览》,是侧重记载柳永的趣闻轶事,对墓址的地理概念是被忽略了的。既是这种情形,此书关于柳永的记载就不能成为柳永墓址的铁证。

  从《方舆胜览》的序言和跋来看:《四库全书》的编纂官在《方舆胜览》一书前面记有类似今日“编者按”的《提要》,说该书记载“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祝穆的后人南宋祝洙为该书写的《跋》也引用祝穆本人的话说:“吾能述之图径不足证也。”此处“不为考证而设”和“不足证”二说,亦可据以否定“襄阳说”。

  从《方舆胜览》的其他误差看:古籍语言不甚严密乃至可能引发误解,其实是难免的,通观《方舆胜览》,这种情况并不难发现。笔者即以镇江人比较熟悉的“萧统读书台”为例:《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记载有“文选楼”,曰:“文选楼:昭明太子立聚贤士共集文选。”此说显然不实。因为萧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在襄阳出生三个月后,即作为婴儿随父母到了京都,其“聚贤士共集文选”的事,是在京口(今镇江)完成的。如按《方舆胜览》说,一个婴儿就在襄阳著书,岂非天大笑话?

  据此可得出结论:《方舆胜览》说柳永“卒于襄阳”,为误引传言,不足采信。

  “枣阳说”。此出自宋·曾敏行《独醒杂志》。此说与前一说大同小异:柳耆卿“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殽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查《独醒杂志》列于《四库全书》之“子部”小说类杂事属。作者曾敏行(1118-1175年)为南宋笔记小说家,在世的年代后于柳永一个多世纪。他因病“不能仕进”,“积所闻见,成此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纂官在该书“提要”中说:此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也”。为说明此书内容记述不够严谨,纂官列举多例说明了该书存在“不辩而述”和“失之不考”之谬。鉴于此书仅为作者个人“闻见”,又未作考证,曾敏行的好友杨万里(1127-1206年)为该书写的序言说:“后之览者,当无取于此书乎!”他早就劝说后人不要“取于此书”来证明什么问题了。由此可见,引用此书片言只语来证明“枣阳说”,做法本身就缺乏严肃性。

  “仪征说”。清人王士祯在《北池偶谈》中列有《柳耆卿墓》一条,说:“仪真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还接着自以为是地引用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进行解释,说:“按《避暑录》,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和甫所卜兆也。”意思是,柳永死在旅途,殡于润州僧寺,后来王和甫(即王安礼)到润州任太守,出钱正式葬了柳永。因为真州和润州两地相接,可能就通过卜兆,选择了仪征仙人掌这块墓葬地。

  这里,首先应当提醒,王士祯毕竟是一代诗宗,其功力不在考据学方面,人们寻找考证根据不可依赖他的著作。这点《四库全书总目》就已经指出了他的著作中有“轻信小说与附会经意”的问题,并以他的《古夫于亭杂录》一书为例,举例说该书“杂引众说,往往曼衍,又征据既繁,时有笔误”。所以笔者以为,人们同样可以采用对曾敏行著作的评价方法,来看待王士祯著作:尽量不要对王士祯“时有笔误”的说法过于采信,以免陷入误区。

  针对王士祯《北池偶谈》中的具体说法,清人程庭鹭也早就提出怀疑。《避暑录话》再版时,他在序言中专门对王士祯此说之不当进行了剖析。他首先引用吴骞的《拜经楼诗话》中的语句写道:“仪征实无其地,不知渔洋(王士祯别号渔洋山人)何据?”接着又指出:“考石林老人(指叶梦得)去和甫为守时未远,所纪似应得实。惟和甫守润,欲葬耆卿何难?即卜地京口,如渔洋言,必远乏大江之北,此说稍可疑耳!”序言认为,对于这么一个并不很大的下葬柳永的事,一个堂堂知府王和甫,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即使求卜下葬,京口有的是地方,却偏偏要远去大江以北的仪征找一块墓地,不也太可疑了吗?

  《避暑录话》再版序言的这一剖析有两层意思:一从实地调查来说,是查无其地,即无“仙人掌”这个地方;二从逻辑推理来说,迁葬仪征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有这两层剖析,王士祯的“仪征说”已被否定。

  “开封说”和“杭州说”。“开封说”,说柳永死在汴京(即今河南开封),并说死后“群妓葬其于乐游园”(见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杭州说”,说他死在杭州,此说见于近年出版的《柳永全传》(奥地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二说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喻世明言》有“吊柳七”之说影响尤大,可令人与襄阳说或枣阳说联想,不可忽视。但笔者以为,《喻世明言》是一部根据传闻整理的明清小说,不足以用来证明史实;笔者近日也翻阅了《柳永全传》这本书,发现它其实也只是一部传记小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对此二说免加考辨、反驳了。

  武夷山柳永纪念馆。  (资料照片)

  北固山。     马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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