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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背后
王一民
(广西柳州日报）
韩柳关系，历来是柳学研究的老大难问题。意见纷纭，分歧很大，见仁见智，都可以说出一番道理。学术研究，不同观点的讨论，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认识，并可能促使不同意见的最后趋同。
在对《柳子厚墓志铭》（下简称《墓志》）众多不同的意见中，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是应该获得一致认同的。
一是：韩柳二人交情不同一般，柳宗元临终前遗书，请求韩愈为他死后写墓志，使韩愈很感动。韩愈在《祭柳子厚文》中说：“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足见二人相互信赖。
二是：韩愈勉为其难，为柳宗元写作的《墓志》对柳宗元基本上是予以肯定和称赞的。
我们今天写文章来议论这篇《墓志》，很容易对韩有所责难。但如果设身处地为韩愈当时的具体处境着想，就不能对韩愈有太多的苛求。韩愈事先早早就声明了：“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说是为你写的《墓志》很难保证能够完全忠实于您的委托，使你得到完全应该得到的公正评价。也就表明了，为柳宗元写《墓志》，韩是感到为难，心存顾虑的。按照这一思路，可以对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作一些不同于前人推想。
不可否认，《墓志》只是对柳宗元极力赞赏了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于柳的为人和功业则没有明显的着力的推崇。只有一个隐约而勉强的说法：“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把结论留给了后人。而对柳宗元的为人，文章正面又只是简约地写了对刘禹锡的“以柳易播”。但是其却引发出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大议论，为前人所不曾道及的大议论，耐人寻味，值得推敲。这段议论，从“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开始，至“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中间描述了有一些平日十分要好的朋友，“一旦临小利害，公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而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这段话也就是后来“落井下石”这一成语的出处。细心的读者，如果又用心反复读这段话，就会想到，这段话的背后可能是隐含了韩愈的一番深意的。因为这段大议论用来与“以柳易播”相提并论，完全不对号、不靠谱、不沾边。当时柳与刘已经同在井中，二人一贯以来又完全没有个人间大小利害关第。即使柳不提出“以柳易播”，也说不上是对刘“落井下石”。“以柳易播”只是刘柳二人久经考验，崇尚友谊的休现，如果用现成的“覆辙之鲋，相濡以沫”就符合实际了。文章高手的韩愈为何会有如此疏忽，不能以“陈言之务去”来解释，因为这段议论放在这个地方，既不符合事实，当然就更不符合逻辑。韩愈不具备充足必要条件来假定柳宗元会对刘禹锡“落井下石”，所以是个假判断。试想，在韩愈丰富完备的词汇中，竟然会找不到其他词语而要用不对刘“落井下石”来赞扬柳宗元，岂非对韩愈来说是自我贬低，对柳宗元来说是唐突轻视了。韩愈的文章中几曾有过如此比拟不伦不类的情况。所以，我们后人都可以就这一段文章作一些另外的推想。
当永贞革新濒临失败的危急关头，王叔文又遭母丧，按礼制必须退出政务活动。柳宗元于此时如果出于缓和局势的权宜之计，对王叔文采取了一些检讨、批评的态度，固然也难逃后人“落井下石”之讥，但对柳宗元后来的命运就必定会完全改观。可能还会飞黄腾达，为将相于一时。但就韩愈为后人预设的结论来推敲，韩愈本人是属于认定那是失策，是不值得那样去干的一方的。因而又可推论，对柳宗元始终忠实于王叔文，韩愈还是首肯的。尽管韩愈对王叔文，对永贞革新都可能有些不满。
柳宗元不但也不肯对王叔文“落井下石”，反而借为王叔文母写《王母刘氏志》，用全部篇幅全面推崇王叔文，力挺王叔文。赞扬王叔文作了顺宗皇帝为太子时1`8年侍读，又秉承顺宗皇帝的意志在永贞革新中为平民百姓作了许多好事。这样一来就直接引起宦官、藩镇不满。宪宗皇帝除了王叔文、王伓之外，八司马中最痛恨的就是柳宗元了。以致南宋有个名叫韩醇的评论家就《王母刘氏志》这样评论柳宗元：“岂公作文时犹未悟耶？……意公必悔所不及矣！”其实，是以己心去度柳宗元之腹罢了。
韩愈写《墓志铭》对柳宗元的为人说了一名：“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对柳宗元不顾自己的安危利害去为人，似赞许又是似薄责。但之后的文字跌宕跳跃、委宛曲折，是经过精心思考才落笔的。韩愈文章惯用微言大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笔者以为似乎有借柳刘关系影衬柳宗元与王叔文关系的意图，因为柳王关系是不便明说的。
事实上，柳宗元的思想境界，比韩愈在《墓志铭》中表达的要高，柳宗元不仅是忠实于王叔文，更是忠于永贞革新的正义信念。同样，对刘禹锡也不止是出于个人友谊，而是长期交往中又特别是永贞革新中与刘共同总揽外事，志同道合，经过实践考验培植出来的无私友谊。这些事，实实在在说明柳宗元对人对事扎实诚信。柳州4年的政绩，更说明柳宗元忠于职守、忠于他自己以民为本的理想。柳宗元到柳州上任几个月后，就结束了柳州社会长期混乱的局面，立即投入发展生产、赎放奴婢、整顿街市、植树掘井等等利民措施，政绩显著，但柳宗元并不满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就是因为与柳州土著民语言不通，处理公务要通过翻译人员，效率不高、效果不好。所以柳宗元甚至想到，适应土著居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也象他们一样在身上刺上花纹，然后把官服官帽脱了，打个赤膊，去到公众场所，为土著居民现场处理解决问题。也大大表明了柳宗元为人的扎实诚信，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的品质。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千余年来，柳州士民对他纪念不衰。他一生的事迹和治柳的政绩，仍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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