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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聚仁研究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先行者 ——曹艺追忆革命先驱施荣庆
发表日期:2013/4/7 新闻来源:柳哲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先行者

  ——曹艺追忆革命先驱施荣庆

  柳哲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开展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而我的心,却感到很沉重,在建党初期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革命先驱施荣庆先生(1898-1934),却日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几乎已湮没无闻了。我为此感到深深不安,如果我不将我所了解的家乡先贤施荣庆先生的事迹记录下来,我既对不住已经故去约80年的施荣庆先生,更对不住家乡的父老乡亲和我们的后人。记得在20年前,我在家乡浙江兰溪民间采风时,就发现了我们家乡有一位杰出的革命先驱施荣庆先生,他的革命事迹与奋斗精神,深深影响了我。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革命事迹不被人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生前友好,包括他的儿女,也先后离世,他的许多事迹,如果不及时抢救发掘,将会被历史的烟尘所永远埋没。我客居京城15年,不论我平时再忙,我都不曾忘怀家乡的先贤施荣庆,特别在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当我重新检出20多年前搜集的有关施荣庆先生的一些遗物与资料时,更是感慨万千。

  近日,我翻出一篇由我的忘年交、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胞弟、早期革命家曹艺蒋军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曾探访过施荣庆故居,走访有关亲友,搜罗有关史料,于1983年5月10日撰写而成的《我所知道的施荣庆同志》一文,可谓情深意切,短短四五千字,就把一位革命先行者施荣庆为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光辉形象,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只可惜,曹艺先生的这样一篇重要文章,却被束之高阁,笔者也未见其在重要的期刊上正式发表过。这是一篇既是作家兼革命家曹艺先生的感念恩师、革命同志施荣庆先生的重要文章,也是他的一篇佚文。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将这篇文章整理发表,既是对革命先行者施荣庆先生的纪念,也是对早期共产党员、我的忘年交曹艺先生的深切缅怀!下面是曹艺先生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曹艺同志》,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在这里,我也简略介绍一下曹艺先生。曹艺(1909-2000),原名聚义,笔名李鯈,浦江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梅江镇)人,其兄曹聚仁,系著名作家,他也曾驰名文坛,受到鲁迅称赞。1923-1927年,曹艺就读于省立一中,其间加入了共青团并任支部书记。曹艺肆业后相继入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官团特种科、南京中央军校炮科(黄埔六期)。 曹艺在军校中成立中共地下组织任特别总支部书记。 后因身份暴露赴日避难,旋潜归上海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开始从事创作,以李鯈为笔名,在《芒 种》、《太白》、《论语》等报刊撰文,并协助哥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九•一八事变后,曹艺加入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交通兵二团,历任中国驻印军辎重兵汽车第六团团长、联勤总司令部副司令、南京军运指挥部副指挥。 他曾率部远征印缅抗日,被史迪威亲荐晋阶为少将军衔。 解放战争时期,曹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后勤部参议,亲赴金华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1950年后,曹艺任交通部专员、北京公路学院教务长、南京市政协委员等。著有《神仙•老虎•狗》、《李秀成》、《从莫斯科归来》、《无悔地闯过一个世纪——曹艺文选》等。

  一

  我和施荣庆是浙江省原来的浦江县“通化乡”(今属兰溪——柳哲注)人。我们各自傍着一条小溪流汇入梅溪的小山村居民。因为交通阻塞,文化落后,生产不发达,我们身上都带有浓厚的“山里佬”特质。他住的村子叫“山弯”,确实是坐落在山头转弯处;我住的村子叫“蒋畈”,却只是在山丘间的一处小小平畴中,实在够不上“畈”的气派。解放后,我们两个村子都划归兰溪管辖了。“通化乡”这个称谓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小小的梅溪流域,升级称作“梅江区”(现横溪镇、梅江镇——柳哲注)了。三十年来“山乡巨变”,我的老家和施荣庆的故居已经有汽车路、机耕路连接起来,一天有几次班车在村庄的不远处经过,二十五华里相距,半小时就可到达了。以前,我却把三弯当成遥远的他乡,我一次也没有到过。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施荣庆和我相继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追捕。“政治犯”这个名词由大队保安队、“警察狗”的包围我们的家门,而震动了我们那个穷乡僻壤。我和施荣庆两个名字成为山乡里传播、议论、叹息的对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相似的遭遇迫使我们互相关心起来。五十年来,我殷切地关注施荣庆的下落,在记忆深处,不时浮现他那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那一身破旧衣衫,拖着一双穿孔的鞋子的影子;而他那质朴、敦厚、木讷、谨慎,却又坚定、执着、英气逼人的山乡气质,一见就使人看出是个“一犁耕到底”的不怕挫折,受得起打击,果然也受够了挫折的人。

  一九三九年吧,在贵阳偶然碰到施荣庆的大儿子施百琳,才知道施荣庆早于一九三三年(该年十二月初四日,阳历则是1934年1月18日——柳哲注)就去世了,却说不出是怎样死的?我想打听施荣庆的更多情况,他说他父亲老是奔走各地,而他年轻,又不在父亲身边生活,说不出什么东西。

  而后再没有遇到施荣庆的知情人。我自己原来是把他看成父兄一辈的人,除了政治性接触,没有个别畅谈深叙,对他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五十余年的时间消磨,把不多的一点印象,更越来越淡了。幸而,近来遇见故乡的一位退休老师倪扬禄,他是施荣庆的及门弟子,虽然亲受施荣庆的授课时间不长,但就在当年,也听说施老师是革命战线上的沙场老将,十分钦敬施老师的品格。近些年来留心乡中父老对施荣庆的口碑,访问施荣庆的亲属和生前友好,搜集整理施荣庆的残存遗物,广采博引,编写出施荣庆的大事年表,从他整理的材料中,触动我的回忆,把我脑子里的有关施荣庆的片段,一鳞半爪,贯穿起来,留供他日编写施荣庆革命事迹的同志们作点参考吧。

  二

  我第一次见到施荣庆是“五四”运动的余波激荡到我们山乡来之后,大约在一九二O年左右,施荣庆作为我父亲的客人,坐在我家堂楼里。他们在中堂饮茶谈话,我在东间后首做作业。施荣庆和我父亲谈他在金华参加学生联合会,领头组织罢课罢工罢市,进行抵制日货,被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开除的全部经过。他谈得很平静,但使我肃然起敬。他在我心目中成为大英雄。他和我父亲还谈了许多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的话题,当时我听不太懂;在反孔、非孝等问题上,我父亲和他争论得很激烈,我无条件地站在施荣庆一边。最后,他攻击父亲的朋友“老伏先生”是土豪劣绅,横行霸道,他将发动青年人组织“通化社”,打倒所有老顽固。我父亲和“老伏先生”曾结拜过兄弟,但谈话中却赞同施荣庆的主张,连同盘踞“通化小学”的陈志言之流一起拔掉,荡尽罪恶势力。

  我听着听着,心里燃烧起炽烈的烈火,但山里孩子的腼腆积习和父亲的道学家教养束缚住我,不敢过去见见施荣庆,去表达我的钦佩景仰之意。其实施荣庆只比我长十来岁,和我大哥哥差不多是同龄人:一个山里出身的中学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一九二三年,我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施荣庆先一年在这个学校毕业了。我一进校就听到人们传颂着施荣庆等八位同学在毕业前和顽固守旧的省议会斗争,掀起过驱逐夏敬观厅长,欢迎黄人望校长的大风潮,八人曾被捕关押,终于胜利出狱的光辉事迹。八人胜利返校的照片和庆祝胜利的特刊在同学间流传着,我私下颇引以为荣。

  不久,我继前期学生自治会干部王琳同学等之后,参加反对一中、一师合并,(我的记忆中,没有反对一中和一师合并——张纪恩注),反对何炳松挽留黄人望校长的学潮。我是负责壁报和宣传方面活动的,多次和在法政专门学校的施荣庆有联系,才互相见面,叙述几年来我对他的仰慕。他热情支持,指导和鼓舞我做好学潮中的文字方面活动。我知道,他这时已经参加地下革命活动而且是一个指导青年学生运动的地区领导人之一了。

  因我参加“闹风潮”,被迫停学在老家,与施荣庆又隔离了。一九二五年秋天,我复学回杭州,仍旧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上初中,施荣庆仍旧在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我又和他不时相见了。这时候的军阀统治换手,孙传芳取代了卢永祥,南方的革命空气高涨,国共合作,杭州社会已经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到马坡巷法政专门学校去,在施荣庆寄宿舍见到了浦江同乡张新锦,法校教授安体诚、于树德一些热心革命事业的人。几乎每一次看到他们,他们的话题总是不离“革命”二字。张新锦是口无遮拦的血性男儿,慷慨激昂,大声招呼我投入斗争。施荣庆是平心静气的,他从来不宣传煽动我信仰什么参加什么,他只是引我阅读书刊,分析事物。张新锦明示我施荣庆的身份,我懂得施荣庆和他自己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各在党团中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施荣庆每每阻止张新锦“乱说”,但也不否认他自己是一个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成员。他介绍一种社会主义图书和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要求我下一次来时畅谈读后感,我们每一次都用我们的“通化乡”人土话交谈。但他没有介绍我参加什么组织,我疑心他是在有意识培养我的革命意识。我被吸收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那个星期六晚上见到他,他不等我开口,就向我祝贺,并勖勉我不断进步,奋斗到底!

  施荣庆于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便束装就道,奔赴黄埔去参加北伐。他容光焕发,高度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珠闪闪发光,这是很少从他这个山乡青年的神情中见到的。在杭州城站,我随同他的四个朋友送他上车去上海。当时,革命怒潮激荡在中国土地上,风云变幻,我自己也处于惊涛骇浪之中,没有和施荣庆保持联系。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毕业于周凤岐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官团,即将转杭州进入该团的特种科学习,在那个间隙里,回通化老家度几天假期,乡中人告知我施荣庆被蒋介石逮捕,关在杭州陆军监狱快一年了。我回到杭州更装便服去探监,见他显得苍老多了,更像山乡的小老头了,如果不是那副深度近视的眼镜,他简直是个小老汉;而戴着眼镜,我忽然想起鲁迅小说中的范爱农。但是他并不颓唐,依然乐观坦荡,让人放心。他见我来探监有些意外,在看守兵监视下不好多说,顺着我捏造的称呼,他称我为表侄,谈了“姑母”、“表哥”等一些家常,他已听清楚我是经组织设法进入蒋军中去学军事技术了。他鼓励我听“姑妈”的话,做个“好孩子”。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那以后,我并入黄埔军校,因为叛徒告密,组织被破坏,我也被通缉、被追捕、抄家、接受“社会大学”考验,没有能再见到施荣庆。几年后才知他于一九三三年去世,致死情况,言人人殊,至今没有弄清楚。

  施荣庆是一个革命先行者,为推翻旧制度,反对旧思想,改造旧世界奋斗了10余年;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进行不懈的斗争,事迹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在军阀统治时代,在蒋介石政权中,他都曾被通缉、逮捕入狱。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认准了的事,便一犁耕到底,不怕挫折,不达目的誓不休。他甘心于坐牢受罪,决不改变他的初志,他顶住了反动派的迫害;刑满出狱,贫病交加,仍宣传革命,不遗余力,直至独自一身,暴毙异乡,结束了他三十六年短促的生命,他的一生,无暇可击,是一个为革命目标、奋斗到底的人。

  三

  施荣庆过早地逝世了,他的战友多是外地人,(浦江同乡张新锦是和他同学法政专校,同作浙江杭州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领导成员,却比他牺牲得更早。)我不熟悉,无法去访询。就我所知,在第一次大革命前后,他是个在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社会青年团地区和基层的领导干部,同时是杭州地区较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我那时年轻、幼稚,是受他启发、培训领导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新成员,没有资格证明他的组织关系。而几次参加杭地区学生、工人、青年党团员活动时,总有他在场,说明他是党团组织内的分子。

  在那国共合作的年月里,施荣庆是跨党分子。根据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实行国共合作,施荣庆通过张新锦同志的安排,参加国民党,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然后遵从杭州党组织的派遣,脱出孙传芳的罗网,奔赴广东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在该校政治部秘书处工作,成为周恩来部长领导下的一个干部。北伐军扫荡了孙传芳军阀统治,施荣庆回到浦江,被任命为浦江县农民运动专员。在大革命中,浦江党接受诸暨党总支的单线联系,开展工作。施荣庆遵照党的组织纪律,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国民党员为掩护,负责学生工作,并组织农民协会。在支援北伐军,征集军粮,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势力等斗争中,起着主力军作用。农民协会负责人是方安卿,革命热情很高,工作很积极,但还需有施荣庆这样一位久经党的培养的“秀才”,曾在北伐军最高总政治部工作有经验的干部,掌握党的统一战线精神来运筹帷幄,才能使新成立的浦江农民协会,呈现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威力。难怪敌人对施荣庆恨之入骨,四•一二事变不久,施荣庆便于五月底被逮捕,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达四年之久。

  解放后,施荣庆的儿子参军,因为父亲曾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农民协会的干部而遭政审刷了下来。殊不知当年派遣个别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党的政策,是统战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为着教育改造国民党,还在未建国民党党部的地区登记改造国民党员,吸收新党员、建立国民党组织。施荣庆由张新锦安排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任农民协会专员,在浦江不曾暴露共产党员的本来面目,没有横的联系,当时浦江党组织成员也不知道施荣庆的真相,这是施荣庆遵守组织纪律的可贵之处。自然不易为解放后的同志们所理解了。

  当年,施荣庆曾动员我的大哥曹聚德参加国民党,曹聚德和郑可琛等几个浦江人,就在杭州参加了。那时,杭州还在孙传芳统治下,国民党还不能挂出牌子。有两个国民党都在吸收党员,一个是头发巷的左派国民党,一个是小车桥的右派(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曹聚德等几个人缺乏党派知识,一下子都进了小车桥那个国民党。施荣庆知道了,狠批了曹聚德等人,批得曹聚德等人认罪,立即退出小车桥那个反动组织,重新申请入了头发巷的左派国民党,曹的认罪的信,现在还在施家保存着。由此可知,国民党与国民党不一样,施荣庆这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不但是国民党左派,而且是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

  总之,施荣庆在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在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他在一九二O年至一九二七年被捕入杭州陆军监狱的那些年月里,他奔波杭、沪、无锡,远去投奔黄埔军校,回来领导浦江农民协会,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活动,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不少是我亲眼见的。他的参加SY、CP和由张新锦介绍跨党入国民党,有书面材料残本在,可以证明,他是我党先期参加者的一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他克服百般困难,坚信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革命活动的事迹,将会历史地得到证明。

  施荣庆于一九二七年入狱后,表现如何?一九三一年出狱后,曾在浦江通化老家养病,在通化小学教书。而后又奔走苏南浙东,终于在奉化骤告死亡,究竟情况如何?因为那些年我也久离故乡,和他没有接触,就无从置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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