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和纲朱洁蕾夫妇
劫难中笑对现实
柳中浩夫人李梅箴怀抱孙子柳启元、柳启敏
柳氏家族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更与共和国的历史息息相关。
说起中国知名的电影家族,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创造“大光明”影院辉煌历史的胡治藩家族,在东南亚一度如日中天的邵氏家族……而柳氏家族的故事,同样富有传奇色彩,更与共和国的历史息息相关。
柳家当年因电影发家,在老上海泛滥好莱坞电影的年代,柳家独树一帜,先后创立的国华、国泰制片厂和金城大戏院是打造国产片的一方沃土,在他们旗下诞生的国产名片数不胜数:《渔光曲》、《忆江南》、《无名氏》、《孟姜女》……从他们门下涌现的大电影明星更是不胜枚举:干女儿周璇、周曼华、慕容婉儿、舒适……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柳氏兴建的金城大戏院(后改名黄浦剧场)举行首映式,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就是后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柳家最辉煌的年代,长乐路留园28号那一大片房子都是柳家的私宅,据说里面还曾设有柳家过去放电影的大银幕。60年里难免风风雨雨,笃信佛教的柳家老小总是活得自得其乐。柳和纲老夫妇本来有一幢自己的安乐“老屋”,可大儿子柳启元为了让老人共享天伦之乐,把他们“拉”进了上海西区一处清静而幽雅的小区里。
新居里陈列着许多柳家四世同堂的老照片,柳老先生平日里最大的爱好莫过于聆听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老伴打趣说,老爷子为此还特地买了套高级音响。每每碰到风和日丽的周末,晚辈后代时常登门探望,午饭过后,中青年一代凑一桌麻将,侃侃家常,说说闲话……曾孙的造访更是让两位老人家清静的居家生活多了些许活力,祖孙四代人常会一起出去散步,小孙子在前面跑,老人在后面乐……蓝天下的这个大家庭,充满着笑声。
“逃亡年代”选择留守上海
柳家发迹,靠的是柳和纲老先生的上一辈,柳中浩和柳中亮兄弟俩。
柳和纲记得,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犹如滔天大浪中的浮萍,败相暴露无遗。蒋家眼看着大势已去,不得不启动逃亡台湾的计划。这时候,蒋经国找到了柳家。
柳和纲的父亲柳中浩和蒋经国曾结下过“不打不相识”的交情:早在1946年,正是个满城追究附逆者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在抗日时期毅然将国华关门大吉也不苟为汉奸的柳中浩、柳中亮竟也赫然上了法庭传讯的名单。柳中浩本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审时度势,心想这次也许得进提篮桥班房了。
没想到,就在柳氏兄弟“附逆”的谎言几乎变为“事实”之际,蒋经国居然亲自来柳家造访,弄得柳家上下十分紧张,以为这下娄子捅大了,大到要蒋经国亲自来发诉讼状。可是,蒋经国一进柳家却忙不迭地向他们道歉,说前些日子外面风传柳家“附逆”,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现在许多正派的人出来为你们作证,说明你们是冤枉了……蒋经国说完正题又拉家常,说起大家是浙江大同乡,再一问他与柳老板又是同庚……
不曾料想,上海警备司令部有人认为柳家“附逆”罪名还有油水可榨,将柳中浩叫去“谈话”,柳中浩觉察苗头不对,临行前遵照蒋经国的嘱咐,给“有关方面”打了一个电话。眼看对方咄咄逼人,司令部的电话铃响了,电话另一头传来指令:今天晚上蒋经国先生要请柳老板吃饭。结果当然是有惊无险。
在国民党逃亡的危难之际,蒋经国对于柳中浩这个老交情仍是念念不忘,几次三番“诚邀”一同赴台,更打出百分百的包票,“海陆空交通工具任你挑选,需要吨位报个总数给我就行了,我会安排人专门照应你们的……如果中浩兄还不放心,可以让贵公子和纲与妻子跟我同行,先去打个前站……”
蒋经国的建议让柳中浩与儿子柳和纲、侄子柳和清彻夜难眠,“是走是留”难以决断。“我父亲素来是无党派人士,怕的就是两碗水端不平。老人家信的只有一样:‘佛’。”那一夜辗转反侧的情景柳和纲老人直到6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后来想想,‘国泰’的根已深植于大上海这块土壤,日本人时代都熬过来了,还怕别的吗?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共产党我又不是没碰到过,都是好说话的。于是便决定留在上海,不去台湾”。
柳家为了表示对蒋经国的一片谢意,特地组织了一个摄影组赴台拍摄故事片《阿里山风云》。这部电影正是流传至今的那首《阿里山的姑娘》的出处。如今,大家都公认这首歌是台湾阿里山的当地民歌,其实只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
国泰的“公私合营”之路
建国之后,按说国泰将迎来国产片又一个春风化雨的好时代,然而却一时事事不顺。不过,这段令人不快的历史,如今反成了见证柳家凝聚力的回忆。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国泰当时拍了一部古装戏《信陵君》,一部《中朝一家》,一部科教片《妇幼卫生》。这三部片子既无“黄色”,更不反动,而且还有进步意义。谁都料想不到,这三部片子在几近完成时却被“枪毙”了,“当时,父亲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江青把这几部电影给否定了,因为她同我们家过去曾结下过不快,当她看到国泰又开始拍片了便存心捣鬼,她还发了话,说是‘中朝一家这么重大的题材,怎么可以叫柳老板拍?’大笔一挥,国泰的几部电影便当即喊停。”这一下可让柳中浩、柳和纲等人急上心头,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在上世纪3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夏衍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看到了清末名妓赛金花潦倒的报道,写就了一出含沙射影抨击清末朝廷的“赔款外交”与蒋介石的“叩头外交”的话剧《赛金花》。剧本一出名动一时,演员们争先恐后地加入角逐。金山和赵丹争演李鸿章;王莹和蓝苹争演赛金花,台前幕后,各不相让。导演只能将名角们分成AB组。A组由金山和王莹配戏;B组是赵丹和蓝苹。蓝苹自以为人长得比王莹漂亮,在宣布角色的会议上又哭又叫:“凭什么定我B组?她哪点比我强?不信比比看!什么事都想压我一头,没那么便当!”说完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其实本来这件事情与我们柳家根本没有一点干系,他们排《赛金花》,人事定不下来是他们内部的问题,我们不过是提供剧场给他们演戏。”柳和纲无可奈何地说道,无论谁来演都是一样提供的,每演一场,剧场要付给剧团300大洋,如果戏不卖座,这300大洋也要照付,柳家本来就做了一笔赔本不讨好的生意。可是,蓝苹却认为自己受的委屈也有柳家的份,“那天,我父亲在金城楼上自己的HeadOffice办公,她冲到我父亲面前一阵撒泼,质问柳老板她为什么不能演赛金花?”因为排不成戏,蓝苹是急蒙了心,她憎恨与《赛金花》一切有关的人,包括剧场老板柳中浩。“50年代初,有一天江青的汽车经过北京路,看到路边金城大戏院光彩依旧,便冷冷地对身旁人说:‘这家戏院还在?还是柳老板开的吗?’”柳和纲回忆道,“那个人不明就里,还把这当成好消息,传给我父亲听。那时,我父亲心头一沉,想她肯定要报复的,结果几部电影就接连被枪毙了。”
三部片子“国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如今等于打了水漂,此前为了盘下柯达公司的库存底片,流动资金几经散尽,而公司需要赚钱就必定要拍更多的片子,拍片子又要新的投入。“父亲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职工催欠薪金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我们家族素来对员工非常宽厚,还从未发生过如此大的矛盾。”柳和纲说,遇上麻烦,父亲总是选择自家吃亏,“逼不得已,他只能把以前赠给儿媳妇那只5克拉的钻戒讨回来卖掉,给工人发工资。”
柳中浩赶忙找老朋友、文华电影制片厂的总代理吴邦藩一起商量,这才发现当时的电影制片厂家家都有片子被“枪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1951年6月,柳中浩和吴邦藩相继来到北京。老朋友周扬、夏衍、茅盾等都很客气,对他们的处境也都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也都爱莫能助。最后昆仑电影厂出面表示,“国泰”公司出现的困难,现在其他几家公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如大家合起来办更有利。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磋商,大家达成共识,决定把几家制片厂合并起来实行“联营”。很快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成立了,一年后改成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了赶拍新片,三家电影厂向银行签订了一个联合贷款,国泰贷款8万,昆仑贷了3万,大同也贷了3万。”柳和纲说,这一笔不起眼的贷款竟为柳家之后所经历的艰难坎坷埋下了伏笔。
进了提篮桥
老上海的电影圈都知道,柳老板这人太实诚了,在度过了眼前的危难之后,柳中浩宴请同仁,还找了北京最有名的馆子丰泽园,觥筹交错之时,柳中浩绝对想不到,几年后一场浩劫正在等着他。
“1954年9月26日到1956年的9月24日,我父亲被扣押在了提篮桥监狱。”柳和纲老人至今清晰地记得年月日。有一天,柳中浩被“上级”叫去谈话,直到天黑也不见回来。柳和纲回来到处打听,可谁都说不清。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联合贷款”捅出了娄子。
1955年,法院的罚款判决正式发给了柳家:1951年国泰借款8万元,现在加上罚息82万。短短5年怎么“涨价”涨了10倍,柳和纲至今费解,“贷款的时候是3家联贷,但只审国泰和大同两家,昆仑不知怎的‘溜掉’了。这样‘连环保’等于就破坏了。”柳和纲闭着眼睛签下了罚款判决,当时有人就问:那么不公平的判决你怎么也签?如今,柳和纲半开玩笑地说,“‘肉票’都在里面,我能不签吗?只要人活着出来就好了。”
柳和纲是个孝子,此时他一心只想赶快了结此案,好让父亲早日回家,至于作价是否合理,他一概不去深究,只管签名就是,因此,柳家在长乐路留园的10幢房子只剩了5幢,襄阳路上的增乐坊、金都大戏院后面的里弄房子也全部作价抵债了,却仍不够82万元之数。
1956年3月,案子仍未了结,人也未放出来。听说有关方面出台了一项“给出路”的政策,柳和纲的信寄到了北京,后来有关方面开会对柳中浩做了判决,“以从宽了结的精神,不足之数全减免。”长乐路的房子准留一幢自用,其余申请公私合营。
至今依旧令柳家痛心不已的是,“国泰”一直寄存在南京路、泰兴路张家弄茂昌冷藏库的电影底片,也在此时被极“左”的管理员勒令处理,柳和纲写信给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说是我家的电影母片作为资料全部送给你们,希望能设法长期保存下去,没想到也吃了一记闷棍。最后这些底片都成了赛璐珞原料被处理了。
作为公私合营的主人公之一,厂方领导班子中却并没有出狱后的柳中浩的位子,而是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电影制片处的处员,坐班制;另一个是到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当职员,柳中浩选择了后者,毕竟那里寄托了自己多年的感情。“那时,我父亲已经不是老板了,但底下职工还是暗暗地叫他‘柳老板’,逐渐父亲也不用去上班了,也没人检举揭发。”柳和纲说,这是因为柳家一直积德啊。
柳家的有情有义还能从另一件事反映出来。周璇当年曾认柳中浩为干爹,当她受到丈夫严华虐待时,是柳家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50年代,周璇进了精神病院,能见到周璇的也只有柳中浩夫妇,听着周璇的哭诉,老人心都要碎了,“周璇一切都必须由三人小组决定,真的很罪孽。她当时还想回柳家避难。”柳和纲说,“柳家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又有什么力量保护她呢?”
假冒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如平地一声惊雷,十年浩劫中,柳家与蒋经国的那些所谓的交情,解放前赴台拍摄《阿里山风云》,以及和江青结下的恩怨情仇,可想而知,柳家是如何一种境况:资本家的“头衔”是现成的,如今前面更加上了“反动”二字——抄家、批斗、进牛棚这些“文革”的必经过程蔓延在柳家所有人的身上:柳中浩、柳和纲、柳和清、王丹凤、凤凰……一个都不少。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能照出人心的时候。”柳和纲描述道,“‘文革’时电影厂也有批斗会,我父亲也是有‘头衔’的,但是只批不斗,没有一个职工批斗过我的父亲,这就是人心所向。”柳和纲自己在“文革”中也“荣升”为“反动资本家”,批斗时,造反派抓住“国泰”派人去台湾拍《阿里山风云》一事,一再要他交待如何把资产转移到了台湾,转移去了多少资产,明知他无法讲得令造反派满意,于是又把他的老爸拖来一起批斗……
值得庆幸的是,在“文革”的风雨飘摇中,柳家的“第三代”从原来的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些孩子却在思考如何保护这个危在旦夕的家族,“‘文革’真的很混乱,今天这个干部子弟造反派占山为王,明天另一个造反派又抄了别人的家。”作为老大的柳启元也逐渐成了弟妹们的小家长。他们看到各个派系为了“招兵买马”也不细问成分,只要登记了就发红袖标,发了红袖标就是红卫兵。于是,家里胆子最大的弟弟柳启敏第一个到造反派那里“报到”,起初他还有些点担心造反派查出自己成分不好后,会“弄”自己一顿,结果,造反派根本没有去查身份,一心只想壮大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回家便对哥哥说:“要不我也给你弄一块?”这样柳家就有了两个小“红卫兵”。
“我父亲在‘文革’时对我们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到外面瞎弄,再怎么样,最后你们也是跑龙套的’。”这句话柳家兄弟深受其用。尽管领了红袖章,但他们从不到外面像其他红卫兵那样四处抄家、批斗、泄愤,而只是保护自己的小家庭。每每有红卫兵来柳家,两兄弟便告诉他们,这里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是我们的“司令部”,那些红卫兵就打道回府了。
后来,柳启元和妹妹柳启秀双双到吉林梨树县插队落户,生活非常困苦,柳启元还曾在东北的铁路边上扛过大包。“劳动上我照顾她,生活上她照顾我。”在东北寸草不生的冰天雪地之中,两兄妹互相照应,一起熬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动员插队落户的里弄干部本来还想让我的小儿子也去插队的,得知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孩子在东北才作罢。”柳家老夫人朱洁莹老太太回忆说。终于,还剩个孩子能陪在老夫老妻的身边做伴。
在东北农村时,有一次,柳启元在地里劳动,见两个小孩掉进了河里,他和另一位同学一起下河救人,人是救起来了,但柳启元因为喝进脏水,患了重症痢疾,几乎丢了命……当地村干部表扬他奋不顾身的精神,但东北的医疗条件太恶劣,他的病就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这才准许他回上海治病。可是,插队落户的知青,一天就几分钱的工分,何来路费回家?然而,他的病再不抓紧治,恐怕就会遗憾终身……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柳启元偷偷地爬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上海后才打传呼电话到家里,父母急忙向亲戚朋友借了钱,钱一到手,弟弟启敏就立刻赶到去火车站为哥哥补票,把他领回家,自费进行治疗……
从“犹太人”到门庭兴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柳家就好像二战时的犹太人那样生活在阴影底下。”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提起当年,老太爷柳和纲的脸上没有多少戚容。
老人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源于儿女们的茁壮成长。大儿子在上海治病后又回到了东北梨树县。1978年改革的春风首先吹开了大学校门,在东北插队落户的那些年里,他一直没有放弃外语。“70年代唯一找得到的是一套四册《EssentialEnglish》,我弟弟那时在上海也是靠着这套书来学英语的。”高考制度恢复伊始,柳启元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专业志愿清一色地选择了外语。凭借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柳启元是那届高考中四平地区英语考分最高的。但当年高考把外语系的择生年龄线设在了26岁,而那年柳启元已是28岁“高龄”了。考分比他低的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柳启元以为是自己的成分问题,最终难以圆大学梦,百般打听,才知道是自己超过了年龄线,很是遗憾。
没想到,东北师大外语系的招生老师觉得如此高分放弃实在可惜,这才破格录取了他,收到通知书要比别人晚了好几个星期。四年大学毕业后,柳启元分配到了上海任中学外语老师,阔别大上海多年的他终于回家了。当年东北大学是中国首批引进外教的教育单位之一,加上柳启元的勤奋努力,他的英语水平提升很快。但在中学里,他只能教授一些“This is……,That is……”的简单语法,柳启元真是不甘心。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一个偶然的机遇终于让柳启元看到了“大千世界”的另一面——当年,柳启元的好友从香港带了一批老外到上海旅游,烦请柳启元做一次导游。没想到,这一做竟让柳启元做出了兴致,更让他萌生了跳槽的念头,“当年,据说国家有个规定:环卫工人和被称作阳光下的最灿烂的职业的教师,是不能跳槽的。”这个规定让柳启元颇有些啼笑皆非,但去意已决,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离开。当柳启元去区教育局拿调令的时候被告知:你可是区里跳出教师队伍的第一个!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了。可是事实证明,随着政策的逐步开放,更多的“柳启元”出现了。如今,在旅游业摸爬滚打20多年后,柳启元已是大有名气,荣升为国际一流会展旅游公司MCI的总监。
柳启敏在十年“文革”中也没有放弃英语,改革开放后,柳和纲夫妇向亲戚朋友借了钱让小儿子做了“洋插队”的开路先锋,越过重洋考入了宋氏姐妹曾经就学的威斯理安学院(WesleyanCollege)的经济系。在美国做担保的那户人家是当地著名的医生,也曾是前总统尼克松的医生。“美国人很有趣,无论家庭再怎么有钱,他还是要让自己的孩子白手起家。启敏也是这么开始创业的。”朱洁莹老人说,小儿子在美国的趣事总是柳家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启敏在美国勤工俭学,那户人家就开着凯迪拉克送他去超市上班。”这种派头连许多老美都看不懂了。而柳启敏的女儿,中学毕业后也就读于威斯理安学院经济系,毕业后留在波士顿工作。
结果,从事电影大半个世纪的柳家在改革开放后,只有妹妹柳启秀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南京电影制片厂,所从事的财务工作也与电影没有太大无关。上个月柳启元与中国电影博物馆的朋友一起工作时,遇到了美国奥斯卡主席锡德·甘尼斯(Sidney Ganis),几天下来,两人聊了许多柳家的往事,最后还一起留下了一张与仿制的“小金人”合影的照片,“我们柳家从事电影业那么多年,都与奥斯卡无缘,结果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锡德本人也乐了,他说自己和小金人拍了那么多照,还是第一次和假冒的小金人合照。”
钻石婚见证家族情缘
“积财不如积德。”柳和纲老人说这是父亲留下的祖训,也是柳家各代人秉持的信念。
或许是由于柳家这种淡然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柳家的长辈都很长寿,而且在自己的晚年筋骨康健,格外健谈。柳中浩老人一直活到了1990年,过完了自己的八十大寿,见证了“四人帮”被粉碎,还看到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气象。那时,强加于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早已被推翻了。
进入21世纪,轮到已是耄耋之年的柳和纲当“老太爷”了。与柳家颇多交往的作家宋路霞女士说,老人家经历了那么多风浪,心理素质好得出奇,给人的感觉是一如既往的健朗、乐观、风趣。平时老人爱和老伴朱洁莹拌拌嘴,嬉笑间多了几分闲情逸趣。回想1946年,柳和纲和朱洁莹的婚礼,是父亲以为“附逆”罪名难以逃脱、准备上提篮桥监狱时,急急忙忙为他们操办的,相框里柳和纲与朱洁莹两人的结婚照格外严肃。11月12日,柳家在金门饭店包了九楼一层楼,为儿子举办盛大婚礼。新娘朱洁莹是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就请到了江庸大律师为证婚人,“我看到他(江庸)怕的,所以不敢离婚,才会有我们的钻石婚。”柳老幽默地打趣。
柳家的后人现在也都过着美满的生活,“先是我弟弟启敏结了婚,结果我的弟媳妇因为自己阿姐还没有男朋友,就把她阿姐介绍给了单身的我,”柳启元笑谈道,“她们赵家四五十年代在上海纺织业界也很有影响,家教很好,很传统。我看我弟媳妇人很好,推断从小一起长大的她姐姐也不会差。经过‘组织’的考验就有了我们的婚姻。”柳启元对感情的豁达似乎也遗传给了儿子柳成荫。有一次,柳启元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了正在大三念书的儿子一则手机短信,内容为:“我有女朋友了”。柳启元想想自己中学时就有女朋友了,于是给儿子挂了一个电话,“当时我就提了两个要求,首先不能影响学业,其次我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大学谈朋友的成功率很低。”柳启元没料想到,儿子从复旦毕业后不久很快成婚了,如今自己都已经抱上了孙子。
2003年11月12日,历经风雨的柳家重新在金门饭店盛宴待客,这一天是柳和纲和朱洁莹的钻石婚庆典,也是柳家家族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时刻,那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记载着柳氏家族背后太多的风雨历程,又诉说了无数苦尽甘来的回忆,朱洁莹老太太手携曾孙,带着曼妙笑容,洋溢着说不尽的快乐。而小婴儿凝视镜头的那对眼眸底下,更闪烁着柳家不可估量的幸福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