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是因为研究曹聚仁才来北大的）

    只有高中学历的柳哲，是“北大边缘人”的倡导者，也是“北大边缘人”浮出水面的见证人。他在北京大学生活了8年，但是，他没有交一分钱上学，也没有宿舍床位，却和北大学生一样，在食堂用餐，在体育场打球，在教室听课，在礼堂听讲座，和北大老师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因而，他首次以北大地域为中心、将有和自己一样经历的人统称为“北大边缘人”。

    “中学时代，著名作家曹聚仁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日前，来自浙江金华的柳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中毕业后，他在家乡浦江图书馆的曹聚仁资料馆工作。但是，他感到自己功底太薄、眼界太窄，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也非常有限。于是，他决心到北大进修。

    1996年3月，柳哲带着数十公斤有关曹聚仁的资料来到北京大学，一开始，柳哲打算自己花钱进修，可是，当时，柳哲只带了2000元钱，根本无法交纳昂贵的学费。这时，北大的一位教授告诉他，不用交学费，直接进教室听课就是了。

    后来，柳哲就到北大中文系抄了课表，偷偷地溜进了教室听课，而上课的教授也从来没有把他赶出教室。就这样，8年来，柳哲一直在北大“偷听”。“我利用这‘偷’来的功夫继续从事曹聚仁研究，居然事半功倍。”柳哲告诉记者，他已经发表了数十篇曹聚仁研究文章。

        （柳哲经常混在北大学生当中和北大教授交流）

    8年里，柳哲在北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感受着北大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学术氛围。他先后旁听过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光华管理学院等院系的数十门课程，听过数以百计的各类讲座。他还参加过北大研究生会、五四文学社、爱心社等北大学生社团组织，阅读过不计其数的书籍，也结识了众多的师长朋友。

    图书馆、导师和讲座，北大这三件“宝贝”散发出来的独特的人文魅力，很让人着迷。柳哲坦言，8年来，他一直学习、工作、生活和创业在北大。他没有学籍、未曾佩带过北大的校徽，手中也没得到校方的任何凭证。

    但为了求知，柳哲说，他不需要一纸文凭，只需要知识、能力和智慧。“将近8年的北大游学，我已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北大边缘人’。我认为在探索真理、寻求知识这方面，北大人和‘北大边缘人’是平等的。”

    “北大边缘人”悄然浮出水面

        （北大硕士生梁科曾经也是“边缘人”）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柳哲一样在北大游学“偷听”的“北大边缘人”还有很多，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参加培训，有的是为了考研，还有的是为了搞文学创作，等等。尽管目的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大多都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生活。

    “压力最大的是经济问题，我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柳哲说，来北京之后，为了节省房租，他就住在北大校园一间废弃不用的小房里，房里没有电也没有暖气。一直到1997年1月，被校方发现，柳哲才不得不搬出这个小房。家里几乎就没给他寄过钱，他也认为二三十岁的人了，不好意思再向父母要。因此，他在学习之余的重要工作就是挣钱。

    “第一次打工是帮某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元，我乐了好一阵子。”柳哲回忆说，有一年夏天，通过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一块砖头能挣3毛钱，他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头都被磨出了血。当时，柳哲的生活窘迫到了一个馒头就白开水就算吃一顿饭的程度。

    “我还好点，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找得到人借钱，有的‘北大边缘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柳哲告诉记者，他认识的孔君，只有初中毕业，是一个江西贫困山区的民办教师，他主要是在光华管理学院听课，一听就是三、四年。孔君非常用功，可是生活非常困难。有段时间，孔君没地方住，就住在正在拆迁的房子里，由于天太冷，他只能地找点木条烧了取暖。

    像这样的苦难故事，在“北大边缘人”中数不胜数。刚刚通过在北大旁听而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梁科也曾经是“北大边缘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2001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大四时，就第一次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结果未能如愿。

    于是，梁科放弃了毕业后的各种就业机会，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间租了一个地下室住下来，准备复习功课，再度报考北大。白天，他早早起来到北大，跟北大的学生一样，听课、上自习、吃饭等，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他才回来睡觉。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梦想成真。

    近年出现的号称“北大边缘派”的青年作家王少农，现任《中华圣典》主编，是个地道的四川人。他曾先后在青海师大和北大游学，著有《竹林七贤》、《东晋风流》等。为了纪念在北大游学的日子，王少农还专门写了一篇《我在北大游学的日子》。

    在这篇“游学自传”当中，记者了解到，王少农是1997年春天到北京的，他先在清华大学一个老同学处寄住了几天，然后去北大。那时，天一黑他就挪窝进了北大校园树林的椅子中，以箱为枕，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王少农在未名湖边略一洗漱，然后去一教、四教或办公室去抄好课表，就去找房子。附近的房子都太贵了，他只好搬到了上地的树村，一个月100元，从此开始了游学北大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凌晨即起，步行10里到北大。后来，他的生活越来越苦，连10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了，只好去西直门的东方搬家公司做搬运工挣钱，在北大喝免费稀粥充饥。

    在采访中，

    是那些友善的北大学生、宽宏热心的北大老师吗？柳哲告诉记者，他与不少北大人成了莫逆之交，他原来的饭卡还是原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老师帮他办下来的。王少农向钱理群教授借的生活费，钱教授竟然不要他还。

    “关爱好学上进者而不问其来处，这就是北大名士的做派。”柳哲认为，北大隐藏着很多的改变命运、提升自己的机会，从这里走上成功的“北大边缘人”中有瞿秋白、毛泽东、沈从文、冯雪峰、丁玲、周建人、李苦禅、金克木等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大师级名人，他也深信走进燕园就意味着自己进步的开始。

    据悉，北大自建校以来就有着自由听课的传统，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置，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是“偷听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成为北大校园里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向媒体透露：“‘偷听生’对于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陈平原还介绍说，北大百年校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时期有两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以来。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

    显然，北大的文化底蕴是最近“北大边缘人”再度活跃的原因之一。日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系龙军生教授认为，“北大边缘人”的兴起是因为北大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圣洁的学术殿堂、深厚的人文底蕴。

    其次，目前，我国正处在传统工业与科技相结合的阶段。龙军生教授分析说，在这个阶段，科技和经济领域形成了新的发现机制和培养环境，这让很多非主流创业者能通过自己的客观努力纳入主流社会。

    此外，他指出，“北大边缘人”现象，与户籍制度限制的削弱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有因果关系。但是，目前，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还很低，市场和政策对他们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因此，有关部门积极为这一文化边缘群体建立一个步入主流社会的“绿色通道”成为当务之急。（于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