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6日乃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杰出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人，1972年7月23日他在澳门去世。大约我上中学时，有幸读到曹聚仁自传《我与我的世界》（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记得那本自传是曹聚仁的元配夫人王春翠签名赠送给蜀山中学图书室的，才知道曹聚仁与我竟然是同喝家乡梅溪水长大的梅江先辈。读曹聚仁在自传中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让我倍感亲切，也从此迷上了乡贤曹聚仁先生的研究与纪念事业。


    我最早在1994年5月在家乡发起成立兰溪市梅江文化研究中心时，就下设有曹聚仁研究会。在浦江县委、县政府重视下，1995年5月17日，批文成立了浦江县曹聚仁资料馆。1996年3月，我为研究曹聚仁又自费到北大中文系进修，之后二十余年，曾在北京筹备成立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协助浙江兰溪修复曹聚仁故居。近三十年来，虽然历尽艰辛，但通过追踪乡贤曹聚仁的人生轨迹，在学习、研究、纪念曹聚仁的过程中，丰富了我的人生，汲取了精神营养，使自己明白了不少道理，坚定了立身行道的方向，立志做一名顶天立地的传道人。


    曹聚仁曾经在批评刘大杰时写过《标点三不朽》，我借题来谈谈曹聚仁先生的“三不朽”，算是对曹聚仁先生的纪念。


    曹聚仁素有“谜样的人物”之称。我以为曹聚仁有“三不朽”：书生报国抗外侮、心系两岸吁统一、思想独立自由魂，大体可以概括曹聚仁的传奇一生。


    一不朽：书生报国抗外侮


    曹聚仁的一生，爱国精神贯穿其一生。曹聚仁有诗为证：“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


    曹聚仁1915年至1921年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1925年他在上海标点出版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揭露帝国主义罪恶本质的政论著作《帝国主义》。


    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是非常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


    到了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战第一线。


    他于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曾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曹聚仁用他的笔直接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国正义战争，直到这场战争最后以中国人宣告胜利、日本侵略者失败而结束。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1947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


    曹聚仁书生报国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的社会仍有时效性。


    此之谓为一不朽。


    二不朽：心系两岸吁统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遗留下台湾与大陆分裂的局面，至今不能和平统一，成为所有炎黄子孙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曹聚仁作为炎黄子孙，一直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不必自相残杀。曹聚仁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他于1956年6月28日给一位朋友的信写到：“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北行小语》）


    1950年7月，曹聚仁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每次回大陆采访，他还受到周恩来、陈毅等的接见，并作长谈，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我在研究中有一新发现，曹聚仁在50年代末曾向中共建议在金门重开国共和谈。披露这一密闻的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驻瑞士大使馆首席参赞、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徐淡庐先生。曹聚仁从1956年到1959年多次访问大陆，徐先生受周总理安排，每次都亲自陪同曹聚仁先生，密商国共和谈相关事宜。他也认为我们的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重视曹聚仁的研究和相关纪念活动,不能埋没他为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当时曾对笔者回忆说：“过去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严守秘密，对曹聚仁为两岸和谈奔走一事，我一个字也不敢向外界透漏。现在的形势很好，各界对曹聚仁曾为两岸和谈奔走的历史都很关心。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曹聚仁有着一段特殊的交往。现在我的身体又如此不好，如果不将这段历史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后人说清楚，我对不住曹聚仁先生，也对不起国家。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曹聚仁的研究和宣传，这符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生前对曹聚仁及其重视的历史事实。等我身体稍有好转后，我再向组织调阅当时曹聚仁与毛主席、周恩来、陈毅的谈话记录及我写给中央统战部和中央调查部的报告和日记，将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历史记录下来，作为对历史的交代，也作为我一生要完成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为此他还郑重题词：“我是曹聚仁先生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时的历史见证人，我有日记和照片可以参考。”他对我说：“曹聚仁在江西赣南时代，与蒋经国很熟，曹聚仁与蒋经国那一批人也很熟。曹聚仁曾对我说，有一位与蒋经国十分亲信的黄寄慈(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曹聚仁都是省立浙江第一师范弘一法师的学生.)曾来澳门看过他。我们将情况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毛主席定了假戏真做的原则，毛主席就是让曹聚仁作宣传。炮轰金门以后，他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曾写了一封信。我去广州以后，听他的汇报。陈老总（陈毅）对我说，他对黄寄慈讲，希望蒋经国派个代表团来，派人来谈判，国共和谈，让徐淡庐去当代表团的理事长，周总理看了笑了笑说，他不是徐淡庐，是汪淡庐，王淡庐，不是徐淡庐。当国民党的理事长，说他是胡说,他是有些乱想。毛主席与曹聚仁谈了38天，有意识让他透漏过去，我讲第三次国共合作，尽管可以放心，派人来谈。曹聚仁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个意见，在金门举行国共谈判。我们是准备让蒋经国到金门来。曹聚仁说，北京派人去最好，如果不去，他去金门会见蒋经国。据我当时所知，曹聚仁并未去台湾。蒋介石、蒋经国派人去澳门与曹聚仁见面，我是相信有的。那时侯去很方便，没有危险。”


    曹聚仁晚年在写给胞弟曹艺、元配夫人王春翠的家书中披露了许多他为两岸和谈奔波的事实：“本来，我应该回国去了，但此事体大，北京和那边（指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笔者注），都不让我放手。前几年，我能把局面拖住，可说对得（住，原无。笔者补）国家了。”“我何日动身，要等总理的指示！这两日，重要的客人都走了。我是等得这么久了。前天，碰到罗主任（指罗青长，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笔者注），他是这么说的。”“我目前责任重大，只要翠（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笔者注）到了海外，安安过日子，不要关心我的工作，不要多担忧就好了。我的工作，目前很重要，幸而没有大危险。你劝她不要替我担忧就是了。”（10月5日致曹艺）


    “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我的医病，也靠京中帮助的。我当然不能听织云（邓珂云，曹聚仁夫人。——笔者注）她们的意见，此间自有领导的人。”（1967年11月18日致曹艺）


    “我替政府做事，或留或归，我是作不得主的。”（3月26日致王春翠）


    “我的事，一切等总理决定，我不敢自作主张。不过他对我的工作还满意。”（1963年12月20日致曹艺）


    “我最近很忙，本来26日回广州，因为那边（指台湾方面。——笔者注）要我留在香港，就迟延下来了。”（9月24日致曹艺）


    “我的工作，绝对保密。他们要知道，（指批斗曹艺先生的那些人。——笔者注）就问周总理去好了，这是总理吩咐我的。”（1966年7月22日致曹艺）


    “如你所想，因为，这一线并未断过，北京也叫我留在香港等接洽。这十年中，那边并未有什么动作，这就是我的力量了。”（5月24日致曹艺）


    “我的行止也要听北京的吩咐的。本来，我的行止是不许告诉你们的。”（1月21日致王春翠）


    “我在做的事，一直在拖着，因为世界局势时有变化。别人也只是挨着，做过婆婆的，要她做媳妇是不容易的。我只是做媒的人，总不能拖人上轿的。……我何时回北京，还未定。要等总理回来再说。”（1964年1月5日致王春翠）


    “聚仁奉命在海外主持联络及宣传工作，由统战部及总理办公室直接指挥……工作情况绝对保密。”（1967年11月8日致曹艺）


    “我目前是替政府做事，种种都是不可以随便的。否则，我还不回国吗？我有如一个哨兵，能够说，我不站在前哨吗？”（5月16日午致王春翠）


    正如曹聚仁自己家书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他为祖国统一事业坚守阵地到生命的最后。


    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恩来总理要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他的墓碑碑文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我以为是知者之言。罗青长也称赞曹聚仁曾“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从民族大义出发，心系两岸，苦盼统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值得后人学习。


    此之谓二不朽。


    三不朽：思想独立自由魂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也许这句话对曹聚仁是比较好的写照。


    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更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曹聚仁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曹聚仁的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点。


    曹聚仁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大陆整理出版时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无不处处闪耀着曹聚仁的治史之真知灼见，许多深奥的道理于浅显的文字告诉给读者，与一般的艰涩难读学术书不一样。


    一直以史人自命的曹聚仁，多年准备欲写一部没有“政治偏见”的纯客观超党派之争的“可信”的现代中国史《现代中国通鉴》，拟分袁世凯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抗战、国民党末运五编来写，结果只完成甲编出版，便赍志以没，但他在治史的道路上寻求的是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拾人牙慧。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总在500万字上下。曹聚仁曹聚仁真是位高产的传记作家，这些传记都一以贯之的反映了曹聚仁这种“说实话”的风格。譬如曹聚仁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1948年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但他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他说：“熊式辉治江西十年，还是乌烟瘴气，什么事都办不通。这位专员，倒在半年中树立了规模，挂出新赣南的招牌。那时候的专员，就是没有官僚作风，敢作敢为，谁都刮目相看。”蒋经国喊出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的口号，一时间许多有志青年都吸引来到新赣南，老百姓奉他为神明。然而这些做法的用意到底何在？曹聚仁写到：“有一天晚上，他酒喝醉了，才吐露他的胸怀：‘政治上的事就是彼此耍来耍去的耍，谁要赢就是谁行！’”“原来新赣南的政治口号，只是政治敲门砖，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的基石，并不在实现一种政治理想。”曹聚仁认为“在赣南那一段时期的经国，瑕不掩瑜，中华民国几十年的政治史，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地方官。”“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多了。”曹聚仁也没有将蒋经国奉为神明，而道出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蒋经国，把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还原为“人”，这就是曹聚仁传记的高明之处。读过《蒋经国论》的读者，应该会有同感。


    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也没有把鲁迅奉为圣人。还是在三十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曹聚仁还直率地写到：“要把鲁迅形容得怎样伟大，也许表面上褒，骨子里反而对他的嘲笑呢！”“我却不能不老实写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屈从某一种的说法的。”周作人非常赞许这部传记，他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曹聚仁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曹聚仁在另外的传记中，无不体现了以平常心去叙述传记对象，包括他自己，力求客观真实，不盲目崇拜，不随意捧高或贬低传主。


    想到时下出版的传记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但真正令人满意的传记作品又有多少？我看到不少写手，他们只要传主能给他好处，无不竭尽吹捧为能事，将传主捧上了天，这样的传记的价值是可想而知的。还有不少传记只是资料的堆砌，不知剪裁，也算不上成功的传记。相反，写一些反面人物，往往又走了另一极端，也是不可取的。当然，写好传记除了“说实话”以外，当然与作者的学识、眼光、文笔、人品、经历等等密不可分的。


    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要么受政治影响，要么受金钱干扰，做一个独立思想的学人，谈何容易？曹聚仁就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凤毛麟角中的一个，曹聚仁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楷模！


    此之谓曹聚仁先生的“三不朽”！


    今年乃曹聚仁先生诞辰120周年，撰写此文以示缅怀！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其事迹感人至深，但愿两岸早日统一，两岸人民携手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相信这一定能告慰于曹聚仁先生于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