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哲
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一生教书写书，爱书如命，嗜书成癖，终生以书为伴。
知夫者莫如妻，他的妻子邓珂云不无感慨地回忆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的钱，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但却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书痴”曹聚仁自幼酷爱读书，一年除夕，外面鞭炮声声，他却置若罔闻，独守阁楼，通宵读他心爱之书。他有一个怪癖，不爱借书看。认为借来的书，看不过瘾。书只有反复看，才能心领神会。他说他读《红楼梦》，多达百遍。
自己喜欢的新书一出版，他就不惜重金购买。一次，一部官堆纸本《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心瘾复发时不能自控。
此后数月，他不断告诫自己，要远离“商务”、“中华”这些“害人精”，但一到书店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买书，总喜欢先睹为快。在上海时，有次买了本杂志，就在南京路上，边走边看，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差点被汽车撞了一个正着。司机大骂：“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还有一回，他在上海真如车站等车，在一家书店买了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才蒙头呼呼大睡。
他说：“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
他家里书多为患，到处塞满了书。书橱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
他涉猎极广，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书籍无所不买。邓珂云说他的书库“既是百宝箱，也是垃圾堆”。
在旅行时，他总喜欢带上几本书。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犹如别人抽香烟，一刻都书不离身。
曹聚仁的藏书，经历过两次劫难。“一·二八”，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得要死。“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把许多珍本，装了30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最终也被“日本佬”焚毁一空。
此后，他曾发誓再也不买书。但积习难改，抗战胜利后，居住在上海的五年间，他又积了不少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来不及带上心爱的书，只身去了香港，以写作谋生存。一去二十二年，客死他乡，留下一屋子书。
在香港，他晚年穷困潦倒，在阳台临时搭建的石屋里一住就是九年。积存的图书，无处安放，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临要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以为要来偷书，他大喜过望，心想，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
哪知用手电筒一照，见来者衣着潦草，面有菜色，一问才知是个“破烂王”。曹聚仁给他送了三百元港币，将其打发走。并声言：“这不是论斤两卖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
一次，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曹聚仁。见他家里家外，“书似青山常乱叠”，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不好直接拒绝，示意让他看侧贴在书房里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其心痛之情，犹如“卖儿卖女”。他在一封求助信中说：“弟的书，分三部分，转让我兄。在医院每月，要二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持我五百港元，拜托。”
曹聚仁病逝后，其亲属赴港整理遗物，除了书外，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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