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游学者，却致力于中国姓氏文化和知名作家曹聚仁的研究，坚持不懈并取得一定成绩。
为了弥补学识上的欠缺，北上京城，游学北大，艰难辛酸的求知之路一走就是12年。较之正规的大学生活，游学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也要面对无数的困难。
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游学生涯的凄苦无助，为帮助游学者，创办游学堂是他5年前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终于付诸实施了……
□ 《民主与法制时报》实习记者张琼
创办游学堂
近日，在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招贴栏里，一张张关于“京城游学堂招募志愿者”的启事引起学生们的注意。
京城游学堂的发起者是一位在北大游学12年的旁听生，名叫柳哲。
柳哲介绍说，游学堂主要是为游学者提供课程、讲座信息，为游学者提供实惠的住宿信息并为他们寻求兼职工作。游学堂还要定期邀请一些专家和成功人士来作专题讲座，并定期举办游学者沙龙。
游学堂招募志愿者50天以来，已经有将近500人报名参加，这个群体中，有学生、有教师，有作家、记者、企业家甚至还有保安，不可或缺的还有很多游学者。
“游学堂，就是一个爱心大家庭，是所有游学者的家。”柳哲洪亮的嗓门一点都不像南方人，“我之所以要创办这样一个爱心大家庭，当然与我的游学经历有关，我最能体会到那些游学者的苦楚。”柳哲还说，他游学时也遇到过许多困难，有过许许多多曾帮助过他的人。“他们真的需要帮助。爱是可以传递的，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让我更加懂得了爱。”
柳哲的一个同乡施经军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我的记忆里，柳哲一直就是这样有爱心的人。”
在柳哲来京游学之前他们就彼此熟识，两年前施经军也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
遭遇低学历打击
柳哲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农村。1989年高中毕业，做了几年的代课老师，后当选为他们村的团支部书记。说起做团支部书记这段往事时，柳哲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们团支部把村里的文化建设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还受到了金华市团委和省团委的表扬。”这些实实在在的活动和功绩为柳哲赢得了不错的口碑，所以在1992年高票当选为他们镇的团委书记。
当选的喜悦使柳哲踌躇满志，他的才能和抱负确实需要更大的舞台。欲一施拳脚的柳哲还没来得及“表演”时，这个舞台就无情地拒绝了他。因为只有高中学历，得票最多的柳哲最终没有当成这个镇团委书记，无奈只好默然而痛心地接受了这一“打击”。
这是柳哲第一次感受到学历给他带来的制约和阻碍。郁郁不得志的柳哲，转而把他的兴趣投向了姓氏文化的研究，开始在各个村里搜集柳姓家谱。“柳姓在我们那儿是大姓。”柳哲解释说，“家谱内容非常浩繁丰富，看家谱就能够清晰地把脉各个家族传承延续的历史。读家谱也是学历史、学传统的一条好路径。”
除了研究家谱文化，柳哲还对曹聚仁的研究感兴趣。柳哲的心目中有两位导师，一是元代文学家柳贯，另一个就是我国知名作家、学者曹聚仁。高中时代，柳哲读到曹聚仁的一本书——《我与我的世界》，非常震撼，也深深改变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对生活的理解，同时也引起了他研究曹聚仁的兴趣，并立志成为一名学者。
柳哲说，一次与浦江县委宣传部的领导无意间谈起了曹聚仁，非常投机。后来，在浦江县委宣传部的赏识和支持下，柳哲怀着对老先生深深的崇敬和钦佩，开始了对曹聚仁的专门研究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历和知识的欠缺又一次“打击”了柳哲：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和力不从心。
因为学历低，柳哲在工作、提干的过程中受到排挤和轻视，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受到制约和阻碍。处处受制的痛苦深深地折磨着柳哲，渐渐地使他明白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恰好，在柳哲向全国各大学术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广发信函，征集有关曹聚仁的资料的过程中，结识了时任北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的张兴根老师。
书信来往中，张老师鼓励他来北大进修。于是，1996年，柳哲辞去了一手创办的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奔赴北京开始了他游学的漫漫征途。
12年的游学
1996年，柳哲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
北上游学是柳哲人生中重大的一次选择，所以柳哲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时候的点滴细节：“1996年3月14 凌晨3点下了火车然后去北大，7点多钟，我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张兴根老师。他很快过来了，非常热情地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当时一个床位一个月120元，我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下午张老师又陪柳哲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听到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他愣住了，自己带的3000元钱办完正式进修手续就没钱住宿了。
最后，柳哲没有成为正式的进修生。有位老师知道他的情况后好心地跟他建议：一般来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一个结业证书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是为了求学，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那就一分钱不用交了。所以柳哲只办了一门课的旁听手续，又选择了其他几门自己喜欢的课程开始了他的旁听生涯。
柳哲走时对父母说：“这个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让我去闯一次吧。”相对来说柳哲是幸运的，从一开始就有北大的老师帮忙。所以柳哲的这个“闯”，相比其他游学者少了许多初来乍到的茫然和无序。
即便柳哲得到了老师们的帮助，其游学之路也是困难重重。他一开始只是一心一意地读书、听讲座，但不久经济上就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不是每一个游学者都能找到合适的兼职工，我很感谢原北大历史系的楼开炤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做临时工，校对全宋词。”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柳哲一个人的生活开支了。
出版社半工半读的时光是柳哲游学经历中最舒心的一段时光，不用为经济着想，不用举债度日。北大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到的文化氛围深深地感染了渴求知识的柳哲。在北大，柳哲一边旁听学习，一边继续着他那两个感兴趣的研究：曹聚仁和姓氏文化的研究。
1998年3月，他开始在北京独立策划筹备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曹聚仁研究会。1999年又与曹聚仁胞弟曹艺共同发起修复故乡浙江兰溪的曹聚仁故居，募集资金15万元，捐赠给家乡政府。2000年6月与曹艺一道，协助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曹聚仁文库”。2002年7月23日策划举办了“纪念爱国人士曹聚仁逝世30周年全国巡展”，并先后在杭州、北京展出。
柳哲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过程中，把做临时工挣来的数千元钱全部用来做了筹备经费。因为出版社每天繁忙的工作太耗费精力，柳哲狠心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没了工作，很快经济上就捉襟见肘，这时柳哲才真正体会到了游学的艰难。没办法就东借西凑，一度负债1万多元。
为了节省开支，柳哲搬进了北大校园里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水、不通电、不通暖气，所以也没人收房租。后来因为晚上点蜡烛被校方发现勒令他离开，从此开始了更加频繁的搬家。
“有时候身无分文，吃饭只能去小店或摊位上赊账，打电话也赊账，所以学习之余就是想法找钱。”帮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元；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毛钱，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
游学者拮据困苦的生活大抵一样。另一位有10多年游学经历的游学者丁霏说：“最大的困难是经济困难。经济决定一切，食宿等其他困难都能归因于经济困难。”丁霏曾和一位游学生一起在北大西门附近的一间平房里租了一张床，每月各付 90元。“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别的都不在乎。”只是日复一日地听课、看书。3年的时间悄然滑过时，丁霏发现自己依然一无所有，没有北大学籍、未曾佩戴过北大的校徽，也没得到北大的任何凭证，在北大办饭卡受“歧视”，进北大图书馆被拒 ……再次谈起这段辛酸的经历时，梦想成为作家的丁霏现在显得非常平淡。
这一群心怀梦想的旁听者，生存在北大的边缘，挑战着自己的命运。
2001年5月的一天，居无定所、衣食无着、失意酸楚的柳哲漫步在北大三角地时，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了“北大边缘人”这个称谓。“北大边缘人”的概念，在为众多媒体传播之后，成为这个游学群体的专用称呼。
“游学堂”的使命
“北大边缘人”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特意撰写一篇《北大边缘人》，激励这些好学向上的游学者。陈平原说，他平生也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为争取读书的权利而苦苦挣扎的艰辛与屈辱，因此他非常理解并认同那些非上北大不可、屡败而又屡战的游学者。
北大自蔡元培校长倡导“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以来，一直都是求学者的梦寐以求之地，也是热血青年的游学圣地。但这群处在边缘的游学者，往往要承受破茧成蝶的艰辛历程。
柳哲最清楚这群游学者需要什么，他创办“京城游学堂”的想法也得到北京大学多名教授的支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柳哲办这个‘游学堂’很有意义，对普及文化教育有一定的帮助，具有创新性。兼容并蓄、有教无类是北大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名人包括梁漱溟、毛泽东、沈从文都有过游学的经历。另一方面，游学也给一些需要知识的人提供自我充电的机会。”他还说，“游学堂”需要他讲课时，“非常乐意，而且免费。”
刘春晓，一位幼儿园园长。她说，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由于经济贫穷、教育落后，家乡里大多孩子都没机会接受到大学教育。她非常认同柳哲创办“游学堂”，这样能够给那些没机会上大学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知识、感受大学氛围的机会。
有如此多人支持创办“京城游学堂”，坚毅而乐观的柳哲更有信心了：“游学堂的志愿者里有很多老师、作家、记者和企业家，他们会和我一起撑起这个爱心的大家庭。”但他也坦承将要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
柳哲告诉记者，他在北大游学12年，遇到的困难很多，但帮助他的人远远比他的困难多，现在他发起创办京城游学堂，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游学者。他初到北大参加的第一个社团就是北大爱心社，现在成立的游学堂其实就是北大围墙外的爱心社。慈善不是有钱才能做，关键是我们要有心。
柳哲称，传统意义上的高校教育和留学教育已无法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社会需要一种更快捷、更灵活、更实用、更主动的学习方式，游学便是最好的一种，但这种方式却也是最艰苦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