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名气来源于两点，一个自然是他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让他在那个特殊年代变得家喻户晓；此外，能使柳亚子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事业，则是他曾主持的南社。1911年的鼎革之际，正是南社社员们闪亮登场的时刻。

　　“双料革命党”

　　1887年，柳亚子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书香世家，以旧体诗闻名于世。少年时代的柳亚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同情康梁维新派，希望中国能学习日本，走上改良道路。1902年，柳亚子在参加乡试时结识了同乡陈去病和金松岑，在思想上开始倾向革命。1903年，柳亚子进入爱国学社读书，不但成为章太炎、蔡元培的学生，还在这里与邹容结为好友。邹容的《革命军》即是由柳亚子和另外两位同乡出资，才得以出版发行，以至风行海内的。后邹容因《苏报》案入狱，病死狱中，柳亚子悲痛赋诗“白虹贯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

　　1906年，柳亚子先后成为同盟会和光复会的会员,因而自称是“双料革命党”。也是在那一年，20岁的柳亚子在高天梅的引荐下，于上海吴淞口的邮船上，第一次见到了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柳亚子对孙中山的崇敬是一以贯之的，在孙去世后，他撰有一挽联“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可见在柳亚子看来，孙中山是超过华盛顿与朱元璋，而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一流人物。当然，如此比拟其实是不免有些滑稽的。

　　组织南社，宣传革命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在苏州虎丘成立了南社。对于“南社”的名字，后来陈去病解释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意”。事实也的确如此，南社正是以宣扬民族主义为宗旨的文学团体，相当于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911年2月13日，南社在上海愚园杏花村第四次雅集；同年9月17日，南社在这里第五次雅集，宋教仁被推为《南社丛刻》的编辑员。后来在民国史上煊赫一时的文人如包天笑、成舍我、邵飘萍，武人如黄兴、陈其美、李根源也都曾列名南社。

　　9月集会后不到一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寄居上海的柳亚子自称做了革命的旁观者，但是他早年主编《复报》，发表《中国灭亡小史》、《神州种族危论》等诗文，后来又组织南社，大力鼓吹排满，无疑为革命宣传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柳亚子一生留下的七千多首诗，论文学成就不算很高，但是因为其中大都与政治相关，所以具有了“诗史”的意义。

　　柳亚子有着典型的诗人性格，直性率真且狂放不羁。看有关他的一些掌故，当真是有魏晋时代的名士风度。郭沫若曾将柳亚子比作屈原，本意不过是要讨好一下他，岂知柳亚子狂态大发，作诗回应：“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柳亚子那意思就是说，屈原的诗还能同我比一比，但是却没有我这样的政治才略。

　　柳亚子一生都不愿被看做是单纯的诗人，他甚至在1947年底自负地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然而事实证明，柳亚子终究只是一个关心政治的诗人而已。

　　坚持革命，反对议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南社成员吕志伊、景耀月、马君武等人入阁当了几个部的次长。南社友人雷铁厓则拉柳亚子到临时大总统府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当时政府框架才刚刚搭建起来，一切都是草创，柳亚子拿着一张盖有红印的白布，就算走马上任了。柳亚子在秘书任上既没有什么工作，又见不到日理万机的孙大总统，只是一面天天吃西餐，一面同在北伐军中当参谋的叶楚伧喝酒作诗，如此过了三天，柳亚子就告辞走人，回上海去了。

　　对南北政府当时正在进行的议和，柳亚子极为反对。他每日在自己主笔的上海《天铎报》开骂，与在《民主报》、《大共和报》主张议和的南社社友邵力子等笔战。柳亚子反对优待清室，“今日中国革命军兴，不特溥仪父子当悬首太白，而满洲亲贵毒害天下……亦在必诛之列，然后革命事业可以完全，共和基础亦得巩固。”他也反对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就是“中华民国亡国之日”，预言袁世凯“他日易总统为皇帝，倒共和而为专制，一反手间耳”。后来历史的发展不幸为柳亚子所言中。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如果能以较少的流血，换得共和中国的建立，那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止有南方革命党人的让步，其实也有来自清室的妥协。另一方面，只在名义上握有半壁江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若与北洋军一战，胜败如何也是在未知之中。所以和平统一乃大势所趋，不是柳亚子一支笔所能左右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还发生了有“民国第一案”之称的姚荣泽案。姚荣泽是清朝的山阳县知县，在1911年11月17日杀了已然起义的革命党人周实丹和阮梦桃，其中周是南社社员，阮所在的淮南社也属南社支系。柳亚子闻知后大怒，通过时任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的蔡治民，以同为南社社员的都督陈其美的名义，致电当时才成立不久的南京临时政府，“今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人昭雪，虽粉身碎骨，有所不辞。”要求严惩凶手姚荣泽。

　　后来姚荣泽被捕，司法总长伍廷芳坚持共和国司法独立的原则，反对由沪军都督府以军法审理。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回忆这件事时，依旧语怀不满地说，“还居然用了陪审员制度呢。”法庭最终宣判姚荣泽死刑，但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在陪审团的请求下，又将其特赦。柳亚子为此感叹，“我们几个书呆子，又中什么用呢？”由此也可知，柳亚子作为一个满腔激情的诗人形象，在此表露无遗。

　　柳亚子为周实丹和阮梦桃召开了追悼会，且做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祭文。为纪念两位烈士，他撰写了《周烈士实丹传》、《阮烈士梦桃传》，整理出《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算是对得起南社社友了。这之后的柳亚子就彻底与新建立的北京政府分道扬镳了。

　　柳亚子一生都在紧跟时代步伐，从早年倡言维新变法，到后来主张排满革命，再到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列宁私淑弟子”自居，柳亚子一生都在参与政治，与时代之潮流相随。(撰文/杨津涛)

　　(本文撰写参考了柳亚子《南社纪略》、郑逸梅《南社丛谈》、郭树权《柳亚子与辛亥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