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唐仲冕辑《岱览》卷二九《博览二·文献》载：“旧《泰安州志》记载：‘柳下即（泰安）治东南柳里村，有墓在焉，其高如陵。’……案墓在汶河北郭家庄西北一里，方形，共四十步，墓中高，连顶六步。距墓六里为汶南西柳庄，有和圣祠，碑曰‘和圣故里’，一曰‘柳下书堂’。
    祠南一里，有和圣桥。墓西南十八里，有展氏先茔。”清人宋思仁《泰山述记》载：“柳里村，即古柳下地。……北有墓存焉，其高如陵。……旧有碑，今亡。（泰安）郡城内有和圣祠，坍塌。”时任官泰安的宋思仁“捐廉修葺，并建碑表墓”。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舆地·古墓》载：“和圣墓：在（泰安）县东南一百里许天宝寨地方小汶北。”

    著者在考证柳下故址时，实际已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触及到柳下惠墓址。墓址与居邑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却又不完全一致。因此仍有必要略加探讨。

    一、柳下惠真墓实难觅
柳下惠墓在何处，史乘无载。直至《战国策?齐四》，始见“柳下季垄”即柳下惠墓，但仍未指明具体所在。悠悠两千载过后，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山东、河南突然冒出几处“柳下惠墓”，孰是孰非，聚讼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
    这种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
    一是柳下惠真墓原本无封土或封土极低。

    古人认为：“葬也者，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正如《易?系辞》所说：“古之葬者……不封不树。”殷商时直至西周初年，即使贵为“天子”，“文武之兆文武之兆，周文王、周武王墓地的兆域，即墓地四周的疆界。一般筑矮墙以表之。与平地齐。”崔寔：《政论》。从地面上并看不到后世那种高大的坟堆。在古文中，墓和坟是有严格区别的。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死葬后与“平地齐”的称墓。墓即“莫”于“土”中之意。有封土隆起的称坟。坟是“坟”的现代简化汉字，“土”从平地“贲”起也。“坟墓”开始连在一起，那是春秋中晚期的事情。《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生前曾看到过四种不同式样的坟堆：有的四方而高，像厅堂一样；有的顶平而长，像堤防一样；有的上盖茅瓦，像横宽而低矮的门廊一样；有的两旁狭长，上部尖削，像斧形一样。刑制的多样化，反映了当时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建立坟形规范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周礼?冢人》谓：“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坟堆的高低，树木的多少，成为显示死者身份的一种标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不少只有“墓”而无“坟”者，例如，孔子父亲的墓就是典型一例。《礼记?檀弓上》记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即今曲阜防山，在城东15公里，有梁公林。意思是孔子费了很大周折，终于在防山找到了父亲的墓址，将后死的生母与其进行合葬。孔子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郑玄注：“墓，谓兆域，今之封茔也。古，谓殷时也。土之高者曰坟。”但“墓而不坟”，不易辨识。“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将墓“封之，崇四尺”。孔子先行回家。因“雨甚”，“防（山）墓崩”，弟子们重新修复，以至延误了时间。孔子追问晚归的原因，弟子连答三遍，孔子默不回应，沉思良久，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古不修墓：颜师古注《汉书?刘向传》曰，墓，“谓圹穴也”。这里实际指坟。痛责自己违背古制，终遭上天报应。《汉书?刘向传》亦载此事。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以勇力闻诸侯”《孔子编年》。，在鲁襄公十年（前563），鲁襄公十七年（前556），曾两次参与对外作战，为保护军队和主将立下功劳，被封为乡大夫，治陬邑。《史记?孔子世家》云：“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叔梁纥爵为乡大夫，一生娶过一妻二妾，孔子生母去世前，三人合葬墓在自己邑内，底下圹穴规模应该不小。孔子葬颜征在时年已“十七岁”据《孔子家世?孔子年谱》，齐鲁书社1989年版。，“问于陬曼父之母”，才知父之墓址。《礼记?檀弓上》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前有同父异母九姊一兄《孔子家语?本姓解》：“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不当云“孤”，实是以前葬父和二先母时“墓而不坟”，才造成后来地面上无从辨识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孔子既得合葬于防”，然后“封之”等语，才一一有了着落。

    柳下惠早于叔梁纥70年而卒，正处于“墓而不坟”向“墓而有坟”的转变期，是否也是“墓而不坟”呢？我们没有依据，不敢妄下结论。迟至战国后期，始出现“柳下季垄”，垄就是突起之坟。“垄”为原物还是后人堆起，我们也无从知晓。即使“垄”为原物，按周制，“天子之墓一丈，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两”《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据此，大夫之墓可封高六尺。但是，正如郑玄引《周礼?冢人》所云：“高四尺，盖周之士制者，其（孔子）父叔梁纥虽为大夫，《周礼》公侯伯之大夫再命，与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谓天子之士也。”就是说，柳下惠与孔子及其父亲，同为诸侯之大夫，相当于周天子之中士，“垄”原高也不过4尺。根据洛阳金村出土周代铜尺实测，“知当时一尺长合今23.1厘米”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4尺相当于今之0.924米，不足1米，十分低矮。后来孔子坟墓发生变化，乃后人增益，不与原葬坟同，无足怪也。而柳下惠死后无此幸。
柳下惠真墓难寻的第二个原因是封土易损。

    虽然明嘉靖《开州志》有“展禽墓”的最早记载，但释文“在州东南柳村里之曹家庄午星镇”却令人费解。不仅柳村里、曹家庄、午星镇三者关系难以理清，更奇的是三个村名竟无一传承至今。我们知道，从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两次大移民之后，中原一带村名基本趋于稳定，嘉靖以后变化更小。而这里的三个村名同时从人间蒸发，实不可思议。是当时《开州志》的记载本身不可靠，还是刊印过程中出错，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可信度大打了折扣。难怪直到今天，濮阳仍有史学工作者找不准“展禽墓”在什么地方。濮阳地名工作办公室编印的《濮阳古今谈》中有一篇文章，认为柳下惠墓在“开州（今濮阳）东南大韩村”。著者遍查《濮阳县地名资料图册》，在东南方向所有乡镇，均未找到什么“大韩村”。只见清河乡有“大韩村”，分为东西二村，但方向却在濮阳县东北。且“大韩村”之名由永乐年间韩氏五兄弟从洪洞迁此建村得之。所有这些，均与柳下惠无关，也与明清《开州志》记载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