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会员沈均一胞姐、香慈蒙养园主任沈璚墓被盗 --柳氏新闻--天下柳家人

新民学会会员沈均一胞姐沈璚墓被盗沈均一香山家族墓遭受严重破坏

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诞辰123周年纪念日，我再一次登临一处俗名“红山头”的“学生坟”——香山慈幼院师生墓园（民国名人墓葬群），意外发现新民学会会员、早期革命家沈均（沈均一）胞姐、香山慈幼院一校蒙养园主任、二校蒙养园副主任(1922—1925)沈璚墓被盗，墓石“湖湘在望”不翼而飞，墓穴被破坏，令人震惊。我第一时间报警，香山派出所已经派出警察到现场了解情况，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派出刑警到现场取证，抓紧破案。另外，香山慈幼院体育老师童自强墓以及墓碑被夷为平地，墓碑不知下落。我还向原海淀区人大代表汤蕉媛以及香山慈幼院校友会有关领导反映了相关情况，呼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加大给墓葬群进行整体保护，作为民国政府总理、著名慈善教育家熊希龄先生慈善事业的重要见证，使其成为一处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柳哲：北京市海淀区文联理事、香山文化部落主持人、中华姓氏大讲堂创办人)

沈均，字均一，湖南省长沙市人。1913年，沈均进入长沙马王街修业小学读书。1916年入修业学校中学部读书，1919年，沈均参加湖南五四运动。同年下半年，沈均加入新民学会。毛泽东曾对沈均说：“要救中国，必须学俄国。”沈均反问：“俄国是‘过激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学呢？”毛泽东回答说：“过激主义是一门好主义，不要听帝国主义的宣传。”随后，沈均买了一本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进行学习。1920年9月，沈均考入汉口明德大学读书。同年10月17日，沈均致信毛泽东抱怨说：“学校（引注：指明德大学）除了几份照例的报纸外，想看看什么丛书杂志，那是没有的。最可怪的，以一个天下驰名的汉口，连贩卖新书报的小店子都没有，真是好笑又好急呢。”其实武汉当时有利群书社，只是因书社规模不大，沈均不知道而已。对学会通信集的出版，沈均很是期待：“我们的会报要出了，我听了快活得什么似的，希望他快点到我这里来。”后任朝阳学院、民国大学教授。1948年，沈均参加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均任湖南省立一中与湖南教师进修学院教师。

　　冬日，再次来到位于北京香山的香山慈幼院师生墓园，这里俗称“学生坟”，“香慈”数百位师生，曾埋骨于此，安魂于斯。
　　
　　红山头的斜山坡上，布满点点婴儿坟，墓碑残破不全。至今尚有三五座婴儿坟，墓碑完好。多数的墓碑，已被“腰宰”，被风化，被推倒，散落一地，破败不堪。

　　保存完好的墓碑，比正常的墓碑要矮得多，约有三五十公分高。上面镌刻着夭亡学生的姓名、籍贯、生卒等内容，下方写着“香山慈幼院立”的字样。
　　
其中一方墓碑，保存完好。从右往左，如此写道：“生年民国十七年四月廿八日，郑胜东，年三岁，男童，广东中山县人，民国十九年七月。” 还有一块墓碑，仍依稀可辨：“民国十八年九月，男生李存存，慈幼院立”，后一个“存”字，已经掩埋在土中，我用木枝，扒去积土，才显露出来。更多的墓碑，已经模糊难辨。还有一些残碑上，如此写道：“民国十七年九月，傅绍贵，慈幼院”；“民国十六年三月，男生谢褚”……　　

秋华落尽，大地始现真容，掩没于荒草中的点点孤儿坟，才一一显现出来，好像是匍匐于此的婴儿，伸出头来盼候我的来临！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这些慈幼院的学生，都是落难的孤儿。大的十多岁，小的才三岁，也许还有更小的。他们孤苦无依，流离失所。令人庆幸的是，他们遇到了他们的再生父母熊希龄先生。
　　
　　慈善家熊希龄，收养孤儿，不计其数。他对每一位孤儿，无不视如己出。他们的不幸夭折，他痛如断指。含悲将他们安葬于此，每年的清明，他都组织师生，亲自来此，祭扫缅怀。这一祭扫惯例，香山慈幼院校友会的校友们，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有改变过。
　　
　　熊希龄15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21岁点翰林，43岁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为官数十载，澹泊名利，能上能下，兴教育，办实业，倡慈善，用爱心铸就了人生的丰碑。1920年，他舍家创办香山慈幼院，数十年如一日，抚育孤儿难童，数以千计，可谓感天动地，泽被后世！

　　他是近代“香山之父”，他是大慈善家！一个人做一件好事易，一辈子做好事难！熊希龄就是一位毕生从善的尊者贤者！熊希龄先生，1937年病逝于香港，临时安葬在香港。1992年5月17日，熊希龄归葬香山，魂归于斯，幸甚幸甚！

　　熊希龄忠魂长眠于此，“学生坟”幸被“重见天日”。“学生坟”，这是熊希龄从事慈善事业的最好见证，恳请有关部门，将其修缮，并与墓园内先后发现的新民晚报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先生墓，北京“女高师”校长、教育家毛邦伟、伍崇敏夫妇墓，香山慈幼院教师童自强墓、沈璚墓等，一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使之成为香山又一处名人墓葬群，供人凭吊与瞻仰。
岁月已逝，青山依在。青山有幸埋婴魂，他们魂安此土，令人欣慰！但愿香山慈幼院师生墓园，有朝一日，修缮一新，成为熊希龄先生毕生从事慈善事业的最好见证！

　　　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考量，就地保护名人墓园，其文物价值更高，社会意义也更大！保住一座名人墓，留下千古文化魂！衷心期待有朝一日，墓园重修，焕然一新，以告慰长眠于此的新民晚报创始人——吴竹似先生！　

香山惊现教育家毛邦伟墓

柳哲

　　冬日周末，在北京香山探古寻幽之际，我意外地发现了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校长毛邦伟与其夫人伍崇敏的合葬墓，令我感慨万千！
　　
　　客居香山多年，我对于香山的人文山水情有独钟，足迹几乎踏遍了香山角角落落。每有惊喜发现，无不兴奋不已！近年，我先后发现了新民晚报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墓园，北法海寺大震超地禅师寿藏，香山慈幼院师生墓园，香山慈幼院女教师沈璚及其家族墓，辛亥烈士、国民党“一大”代表祁耿寰墓等，为其保护与重修，我竭尽全力鼓与呼。如今祁耿寰墓园等，得以修缮，实在令人欣慰！
　　
　　其实毛邦伟墓园，早已进入我的视线。只是当时，不知道墓主的真实身份而已！记得2010年4月，我在香山红山头，意外地发现了吴竹似墓园时，发现与之毗陵，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有一座规模宏大，约有上百平米的高规格墓园。看完墓碑，立碑时间为1964年。修建于文革前夕，属于当代墓园。我误以为是香山本地富户的坟墓，也就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继续探究下去。　　
　　我又一次来到香山缅怀先贤，凭吊吴竹似墓。这一次，我倒想好好了解一下。跨过墓园围墙，跳过盗墓贼留下的墓坑，钻进荆棘满地的墓园。靠近墓碑，然后蹲下，仔细端详起来。只见墓碑上写着：“先伯父毛子龙、先伯母伍崇敏之墓，公元一九六四年八月，胞侄男毛全本、胞侄女毛瑞霞敬立。”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机，随即上网搜索毛子龙与伍崇敏的相关资料时，惊喜地发现墓主毛子龙，竟然就是北京“女高师”的校长毛邦伟，他的夫人伍崇敏，系同盟会的女儿、北平妇女救济院院长。掩藏在这里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名家毛邦伟、伍崇敏夫妇墓园，终于重见天日！
　　
　　其实，根据研究，毛邦伟病逝于1928年，就落葬于此。1964年，91岁高龄逝世的伍崇敏，在其侄子、侄女毛全本、毛瑞霞的努力下，与夫君毛邦伟合葬于此。该碑书法遒劲有力，当为名家手笔，可惜不知出自谁之手！　　
　　
　　这座名人墓园的被发现，相信会引起有关单位与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对其进行修缮，将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一处供人凭吊与瞻仰的名人墓地。这与其毗邻的吴竹似墓园、香山慈幼院师生墓园等，成为香山又一处名人墓葬群，实在令人欢欣鼓舞！

　　笔者撰文建言，恳请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香山街道工委等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对此引起关注为盼！
　　
　　毛邦伟(1873-1928），字子龙，贵州遵义人。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是前清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后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堂，与夫人伍崇敏系留日同学。数年后，他们一起回国，恰逢辛亥革命成功，已经推翻满清，建立了民国。毛邦伟被委以重任，当局政府教育部，委派他担任全国编纂委员会主任，负责编篡中、小学的教科书。
　　
　　1912年5月，他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1919年7月至1920年9月，首次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校长；1921年10月至1922年7月，担任代理校长；1926年9月至1928年11月，任国立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第二部学长(即校长)，夫人伍崇敏，也在该校担任训育主任。1928年，师范学院第二部改名北平女子师范大学，11月毛邦伟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五岁。
　　
　　毛邦伟三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期间，北方军阀混战，政局极度不稳。但他承担教育重任，苦心惨淡经营。在这期间，他著有《中国教育史》、《教育大纲》等，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毛邦伟曾外孙、法制日报主任编辑黄东黎介绍，他珍藏了一张他与家人在1962年祭扫毛邦伟墓园时拍摄的照片，墓园仍然保护完好。毛邦伟担任女高师校长期间，延揽了不少人才，其中鲁迅就曾在该校兼课，期间还有一段流传颇广的故事。

　　1920年9月，鲁迅的绍兴同乡、女学生许羡苏，因为剪了短发而被女高师责令退学。鲁迅为此多次找校长毛邦伟求情疏通，最后无果。鲁迅愤然就此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作品主人公“我的一位前辈先生M”，指的就是时任校长毛邦伟。
　　
　　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曾如此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次，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发，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文中所说的“她”，指的就是许羡苏，校长M先生，指的就是毛邦伟。
　　
　　许羡苏对此也曾回忆说：“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树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则因此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的校长毛邦伟。’”

　　当时女师大，校规森严，女子读书，除了不准随意出入校门外，每周回家，还必须由家长接送。学生一律要把头发梳成盘龙髻或S髻，不许留短发。许羡苏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梳的是蓬松的新潮型短发，于是便遇到了麻烦，后由鲁迅陪同她去女师大报到，并作了保证人。

毛邦伟夫妇合葬墓被惊喜地发现，具有特别意义！相信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以及毛邦伟、伍崇敏夫妇的亲属，来此凭吊缅怀，共同商量修缮墓园。但愿早日修缮墓园，以告慰先贤，让他们魂安此土！

　　吴敬琏的生父吴竹似（1907-1931）先生，江苏武进人。在他去世80年的今天，仍是鲜为人知。他是新民晚报的创始人，他是一位追求“新闻自由”、“为民喉舌”的新闻界先驱。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作为他生身父亲的吴竹似，却几乎湮没无闻，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在北京海淀区香山“红山头”，发现了一座荒废数十年的吴敬琏生父吴竹似先生墓地及其墓碑，从而揭开了吴竹似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今天是他逝世80周年的纪念日，早上我带着家人去他的墓地祭扫缅怀他。发表这些文字，算是对他的纪念。我也祈愿有关单位及其后人，早日修复这座有着悠久和特殊意义的名人墓园！

　　吴敬琏，至今已有3个人写过他的传记，他们分别是柳红、吴晓莲、吴晓波。一个是曾经担任过吴敬琏学术助手9年的柳红，一个是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还有一个是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他们对吴敬琏生父吴竹似都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记载也都很简略，个别地方甚至有待商榷。

　　吴敬琏的姐姐、吴竹似的二女儿吴敬瑜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教授，2006年7月，她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的专访时回忆自己的生父吴竹似、生母邓季惺时说：

　　“受新思潮影响，母亲18岁和同学吴淑英去上海求学，在那里，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根据墓碑碑文记载：吴竹似‘考入东南大学商科’，他应该是毕业于东南大学商科。——柳哲注），1925年，他俩结了婚，而母亲也因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那时我的父亲吴竹似在南京中央通讯社做记者。后来，父亲受聘于四川一家报馆担任主笔。1929年他们又南下到南京，父亲和几位朋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我继父的陈铭德，创办了《新民报》。

　　不幸的是，《新民报》创办的第二年父亲得了肺结核（根据新发现的墓碑碑文记载：‘己巳（1929年）夏，医言肺疾已深，然犹扶病与陈德铭诸同志，组立新民报社’，可知吴竹似办报前已得‘肺疾’，属‘扶病’‘组立新民报’。——柳哲注），他曾到杭州养病，但效果不明显。抱着一线希望，母亲陪着父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一起到北京养病。……

　　1931年7月，生父在北京去世，因为去世早，我对他几乎没任何记忆。只记得刚解放时，我们和母亲去北京西山（应该是西山的香山——柳哲注）为他扫墓，很大的墓碑上写着：‘江苏武进人氏’——我的生父原名吴卓士，据说是因为爱慕母亲，为了和母亲的原名‘友兰’相对，他改名‘竹似’（根据墓碑碑文记载，‘吴作，字竹似’，取字‘竹似’抑或‘作’与‘竹’相似之故，以备一说。——柳哲注）

　　那一年母亲只有24岁，姐姐敬瑗5岁，我3岁，小弟敬琏只有1岁半。小弟自小体弱多病，取名“长明”——可能有取其谐音“长命”的意思（笔者以为取名‘长明’，似应为吴竹似在漫漫长夜里，渴望自己的儿子能够‘长明’，也是对社会的无限美好的愿望，以备一说。——柳哲注）出殡那天，按照旧习，子女们应该披麻戴孝在出殡的路上一步一磕头。可是母亲没有因循这个规矩，她说:‘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长明年幼体多病，这样做肯定要把他弄出病来。’在那个年代，母亲已显示出她非同一般的勇气和理性。

　　生父吴竹似在中央通讯社做记者时，有两位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陈铭德、刘正华。他们3人在一起经常抱怨在官方通讯社里，事事受束缚，与他们所幻想的新闻自由相距甚远，因此萌发了要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意愿。经一番筹备，1929年9月9日，浸透着这3个年轻新闻工作者心血的报纸诞生了，起名《新民报》，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代的《民报》精神的意思。

　　陈铭德是四川长寿县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父亲死时东家给的一点抚恤金，和哥哥辍学打工挣的钱，读了书，考入北京政法大学，同时在北京《国民日报》兼做编辑。

　　《新民报》创办时，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资助——他先是给陈铭德2000元开办费，后来每月给《新民报》500元津贴。有了这笔经费，《新民报》在南京开始最初的启动。陈铭德任社长，父亲与刘正华业余兼任编辑，从社长到送报员，一共才十几个人。报纸起初仅发行2000份，而且其中很多还是赠送的，每月广告收入不足200元，名副其实的‘惨淡经营’。但陈铭德并不沮丧，他待人宽厚、礼贤下士，能容人，后来被人称为‘刘备’。

　　1931年生父去世后，作为生前好友，陈铭德多次来探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1933年1月，母亲与陈铭德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这个婚礼很特别:来宾们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母亲不随夫姓;我们3个孩子仍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他们把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

　　吴敬琏女儿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里写到：“我爸爸吴敬琏于1930年出生在南京，他父亲是住在四川的江苏人，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出生那年，父母都不过23岁。我祖父吴竹似当时是《新民报》的办报人，祖母邓季惺原在上海公学大学预科读书，此时因结婚生育暂时中断了学业。吴敬琏是家里的老三，上有两个姐姐：吴敬瑗和吴敬瑜。

　　吴竹似人称‘少年才子’。他在上中学时，国文和英文都已经相当出色。17岁在南京读书时，认识了姐姐的朋友邓友兰(后改名为邓季惺)，后来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与她正式谈恋爱，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竹似”。

　　1925年，19岁的吴竹似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南京中央通讯社做记者，同年与邓季惺结婚。不久，他受聘于四川《大中华日报》担任主笔。1929年，年仅22岁的吴竹似便和朋友陈铭德(后成为吴敬琏继父)、刘正华一起在南京开办了《新民报》。

　　《新民报》诞生于1929年9月，紧接着，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但不幸的是，在吴敬琏出生之前，吴竹似就已经身患肺结核，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父亲吴敬琏一岁时，他父亲吴竹似因肺病病逝了。２４岁的邓季惺，身边带着两女一儿，独自生活在远离四川老家的北京。这时候虽然生活很艰难，邓季惺仍全力以赴地继续着自己因结婚生孩子而中断的高等教育。

　　１９３３年１月，邓季惺再嫁。继父是生父的朋友兼《新民报》的合伙人，名叫陈铭德。邓陈婚后，吴家的三个孩子不对陈铭德称父亲，也就是说，邓季惺虽然自己又找到了一个人生伴侣，却无意给孩子们找一个继父；邓季惺的朋友们称她为‘邓先生’而非‘陈太太’。这场婚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邓陈二人先后告别人世。”

　　柳红所著的《吴敬琏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其中《吴敬琏的母亲父亲》一章写到：

　　1923年初，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等相约到南京，进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三年级。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在读金陵中学，两所学校都在鼓楼附近，暑假里，季惺和淑英经常到鼓楼茶座去乘凉，念椿也是这里的常客。季惺和念椿熟识起来。又过了一年，季惺去上海念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念椿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了。因着南京时的交往，二人已互生好感，如今，又来到了一个城市。在1920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念椿和季惺尽情地享受自由恋爱。

　　因为爱慕友兰（季惺），念椿改名为“竹似”，谓之，你与兰为友，我似竹高洁。1925年底，这一对兰竹走入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殿堂。他们的新婚之家安在闸北春云坊。

　　1926年，兰竹一家回到重庆。竹似受聘《大中华日报》编辑。这份报纸属于军阀刘湘的势力范围，竹似每天忙于写社论短评，却不能自由言说，心情郁闷。他认为，报纸应当是人民的喉舌，大众的呼声，他强烈地想有朝一日办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

　　1928年，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合计，去南京找一个立脚点。竹似和《大中华日报》的同事陈铭德等参加了这一行动。吴竹似和陈铭德都进了中央社，在官方通讯社里，事事受到束缚，与他们所幻想的新闻自由相距甚远，因此，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意愿便愈发强烈。于是，他们开始筹备一切。1929年9月9日，浸透着几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心血的《新民报》终于诞生了，竹似从孙中山先生遗墨中择出“新民报”三字描摹而成报头。

　　竹似是《新民报》的主笔。此时，他正遭受着肺结核的折磨，亲友们建议，或许北平干燥的空气和医疗条件能医好他的病。于是竹似和季惺决定北上求医。

　　竹似住进北京白塔寺的中和医院，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阳大学。由于父辈对于新政的追求和自己的所见所感促使季惺选择了法律专业。

　　1931年7月，竹似去世。季惺时年24岁，大女儿敬瑗五岁，二女儿敬瑜三岁，儿子敬琏只有一岁半。

　　去年春夏之交，我在北京香山“红山头”发现了吴竹似先生的墓碑，它高约一米五十，一尺见方，有底座，称之为“墓柱”，似乎更为合适一些。墓碑现已被人推倒在地，截成两段。墓墙仍依稀可见，墓园大小约有七八十平米。据当地人介绍，原来还有供桌等，由于在“深挖洞，广积粮”时期，许多墓砖和供桌，都被当时的学生搬去做“防空洞”了！幸好这墓碑，总有上百公斤重，当时的学生搬不动，才得以保存至今，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据当地村民佟大平回忆，大约在80年代初期，有一帮四川内江的民工，曾经在此到处盗墓，后被香山派出所抓获。吴竹似的墓室也人为破坏，被挖了一个大坑，也许就在这一个时期为盗墓者所为。

　　墓碑正面是这样写的：“显考吴公讳竹似老大人之墓，原命民国纪元前四年（1908）三月六日子时生，大限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二日酉时终，孝男长明（吴敬琏，初名长明），孝女曙来、曼予千秋奉祀”。

　　我卧倒扒在地上，看到墓碑的两侧，竟然有“内江刘勉”所撰的《吴竹似先生墓碑》的碑文，基本保存完好，只有个别字有些模糊不清外，几乎都能全部辨认。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吴竹似、吴敬琏以及新民晚报的发展史等，也都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带上纸笔，趴在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以飨读者，同时奉呈吴敬琏先生以及其亲属，留作纪念！

自从我发现吴敬琏生父吴竹似的墓地后，其亲属多次登门致谢，深感欣慰。墓地发现近一年，遗憾由于墓地产权归属等问题，至今未能动工修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于去年闻讯我发现了其报社创始人之一吴竹似墓地后，也曾专程来香山采访，并做了报道。江苏武进有关人士，更从地方志《遥观乡志》及其家谱上，证实吴竹似为遥观薛墅巷人，吴敬琏的祖籍地也应是江苏武进。

《遥观乡志》（1987年版）P292有如此记载：吴作，又名礼宣，字念椿，号竹似，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本乡薛墅巷人。先在东南大学商科读书，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民国十五年（1926）任职二十一军政治部，兼任大中华时报编辑，并先后与陈铭德、宋绍曾等人创办重庆拒毒会及新生命通讯社。民国十六年（1927）任中央社编辑，与陈铭德创立新民社，吴均任主编。

　　“君讳作，字竹似，其先出自有周，世居苏之武进，清奉直大夫志云公之孙，奉政大夫味清公之元子也！洪杨军兴，大江南北无净土，志云公溯江上，处巴蜀，遂又为蜀人焉！

　　君生四岁而孤，恒恃王父志云公暨其母方太夫人，抚养教督，由孩提以迄成立。然君禀性淑灵，诞有特表，龆龄已能自劬学，树节概，疾华尚，质语默，动止宛若成人。其所以瑚琏作器（吴长明后改名吴敬琏，抑或有对其‘瑚琏作器’的生父吴竹似的敬仰与缅怀之意，备此一说。——柳哲注），蜚声于时，蔚为党国后起之彦者，要非流俗之士，所得强至而望其项背者也。

　　君年十二，入川东联合中学。每值季考，课辄最众，以是惊其头角崭然，戚族咸谓吴氏有子矣！

　　旋以川中文化寙落，负笈东游，入南京金陵中学卒业，考入东南大学商科。先是辛亥之役，君伯父克潜公，适知巴县，卒以身殉，其尊人味清公，以其兄之就义也，亦卸巴县权政，去而之上海。明年秋，以忧愤故，志云太翁，慨仕途多艰，改而习商科，而商事之研求，固非君素志也。君盱衡世变，度非致力于改良社会，不足言尽天职，而谋救国，于是转学复旦大学社会科，为现代各派革命思潮之探究，积岁勤劬，旁稽人事，卒能融会贯通，而憬然以民党先进孙公之学说为依皈，视君思辨之精，志行之笃，岂兴天置身党籍，奓谈革命以眩世，﹟（一字缺——柳哲注）俗于为名高者，所得同日语哉！

　　五卅之变，君于歇创门刊，夏日经天，呼吁奔走，而未尝少馁，君之奋不顾身，志存匡救，时论翕然称之。丙寅冬，君供职四川二十一军政治部，兼任大中华日报编辑，并与同志多人，创立重庆拒毒会，及新生命通讯社，君家人惧其日趋羸弱，恒劝其少休，而君则以国步方艰，讵忍言劳，仲尼谓：君子学道则爱人，举以拟君，何多让焉。丁卯夏，任南京中央社编辑，时病痢新差，复于丛脞鞅学之中，每晨偕其夫人，听课于中央大学，君之严于自律，刑于其妻者，何其深远，卓然如是耶！

　　己巳（1929年）夏，医言肺疾已深，然犹扶病与陈铭德诸同志，组立新民报社，自兹以降，险症迭经，日对药镗，迄无回春之望，辛未（1931年）六月下旬，病势转笃，延至七月二日，卒于蓟门，年二十有四。

　　君寡嗜欲，喜吟咏，善擘窠书，文笔清丽，娓娓数千言，倚马立就，风度雍容，治事勤敏，故能领导同人，为民喉舌，乃抱负未尽，赍志以殇，其可悲悼，叹息何如也！

　　夫人邓氏，奉节望族邓孝然之女，遗子一曰长明，女二：长曰曙来，次曰曼予，皆幼弱于戏。至德在己，友生扬之，余谊不容辞也！

　　观君之殖学抗行也，期与群伦无负，处于末世，而卓然有守，不随不激，为民智是牖！其蝉脱者，形骸于彭殇何有？立言立德，庶几启迪厥后！”

吴敬琏父亲墓碑消失官方称该碑不属文物(图)

吴竹似先生的墓碑不见了摄影/本报记者陈柏

吴竹似先生的墓碑资料图供图/网络

　　近日，有市民去香山散步时发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父亲，民国时期著名报人吴竹似的墓碑连同底座不知道去哪里了。

　　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在现场发现，吴竹似墓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曾是墓碑和碑座的地方，如今只剩下它们在杂草上压过的痕迹。

　　海淀区文委表示，吴竹似的墓碑并没有认定为文物，“如果丢失了，最好去报警”。

　　发现

　　墓碑突然不见

　　引文物爱好者担心

　　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市民吴先生的带领下来到香山团城演武厅对面的一片山上。与其附近的金山陵园不同，这座山上只有被人踩过的痕迹作为山路。想要前行，需要不断拨开四周带刺的植物。

　　在一处空地旁，吴先生表示，这里就是吴竹似先生的墓地。北青报记者看到，这片空地上，如今只散落着三四块青砖，杂草坪上有一处方形和两处长方形的压痕。这些压痕的位置和形状，与此前文物爱好者和媒体报道该墓时拍摄的照片一致。多篇报道和资料照片显示，其中的方形压痕是墓碑底座曾经的位置，而两处长方形压痕则是长方体的墓碑断为两截后横卧的地方。

　　在这处空地旁边，有一座一米多高的墓碑被围上了一圈花环，上面刻着“先伯父毛子龙、先伯母伍崇敏之墓”。此处墓地曾被毛家后人黄东黎证实是自己幼年时祭拜的先人毛邦伟之墓。

　　由于毛邦伟与吴竹似都是民国名人，不少媒体曾对这两处相邻的墓地进行过报道。而如今，毛邦伟墓已经成了找到吴竹似墓原址的参照物。“现在墓碑没了，就剩下一片杂草，大家不借着毛邦伟墓当坐标，根本找不到这儿。”吴先生说。

　　也许是被吴家人迁走了？吴先生说，这是目前最好的猜测。但由于这处山上的墓地多有被挖掘现象，他有点担心吴竹似墓碑会不会出了意外。

　　回溯

　　墓碑2010年被发现上面有逝者生平

　　据《新民晚报》2010年的报道显示，如今不见踪影的吴竹似墓碑高约1.5米，宽约30厘米，材质为大理石，被发现时便已断为两截，但上面的字仍清晰可辨。

　　该报道称，其正面刻有“显考吴公讳竹似老大人之墓”，墓碑两侧则刻着近千字碑文，讲述吴竹似先生的生平。碑文中写有“君讳作，字竹似，其先出自有周，世居苏之武进，清奉直大夫志云公之孙……”，“己巳夏医言，肺疾已深，然犹扶病与陈铭德诸同志，组立新民报社……”等话。

　　吴竹似先后共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就是如今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据相关资料记载，吴竹似去世时，吴敬琏为一岁半。

　　对于此处的吴竹似墓，吴竹似的长女吴敬瑗曾表示，解放初期，吴家人曾多次上山祭扫过其墓地。后来由于历史原因，墓地所在的山头被划为禁区，此后没再找到过墓地位置。当吴竹似墓连同墓碑被市民于2010年发现后，全家人很高兴。

　　声音

　　海淀区文委：该墓碑并非文物

　　“这个不算文物，丢了的话只能让家人报警。”海淀区文委文物保护与文物举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北青报记者说，官方登记在案的文物名单中并无吴竹似墓，如果该墓的墓碑真的丢失了，应该由家人报警解决。

　　该工作人员说，判断一个墓地是否是被认定的文物，需要看墓主的历史价值以及对国家的贡献程度。此后，参加审批通过后，该墓地才被列在文物名单中。因此，确实有很多名人的墓地也没有被认定为文物。

　　观察

　　慈幼院民国墓群无人管理

　　吴竹似墓所在的一片墓地在文物爱好者群体内挺有名气，不少人称它为“民国墓群”。吴先生介绍，这处山上主要都是民国时期的墓，从墓碑上的信息显示，不少香山慈幼院师生去世后便葬于此，墓碑上的很多信息都有史料价值，山上也葬了不少历史人物。

　　“可惜，全都被挖了。”吴先生对北青报记者表示，由于爱好文物，他曾多次来过这座山考察，发现由于这些墓大多常年无人管理，只要墓主不是小孩，全都被挖了个大坑。此外，很多墓碑都残缺不全。

　　他说，墓碑保存得还算好的，山上规格最大的吴竹似墓和毛邦伟墓也因此被很多爱好者重视。

柳哲正在考察墓碑。京华时报记者谭青摄/视频

　　近日，民间文化学者柳哲在探寻香山古迹时，发现了曾三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民国教育家毛邦伟及其妻子的合葬墓，在香山小学南侧荒山的香山慈幼院师生墓群中，两处墓穴规制尚存，但均已遭盗掘。柳哲称，这一墓群残败不堪，亟待发掘整理，并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墓群保护。

　　京华时报记者雷军

　　实习记者杜研

　　毛邦伟墓现荒山坡

　　柳哲家住香山脚下，是海淀区文联理事，长期研究传统文化。近日，他再次前往香山小学附近的“红山头”探访时，意外发现了毛邦伟夫妇的合葬墓。“墓碑上写的时间是1964年，我之前没有留意，再一查才知道，墓碑是伍崇敏去世合葬时立的，墓在毛先生1928年去世的时候就有。”

　　柳哲所发现的毛邦伟合葬墓位于香山小学南侧的一个荒山坡上，面积约100平方米，四周被砖石结构的墓墙团团围住，墓前还植有两棵柏树。由于年深日久，坟墓中杂树丛生，墓台位置被毁坏了一大块，墓圹也裸露在外。

　　师生墓群年久失管

　　毛邦伟夫妇合葬墓周围十余亩范围内，散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座民国坟墓，大多数已经残败不堪。

　　柳哲解释，经过他多年探查，该片荒山曾是香山慈幼院的师生墓地，坟墓中埋葬的都是慈幼院夭折的儿童。

　　据了解，香山慈幼院创办于1920年，是由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领衔蒋梦麟、胡适、李大钊等教育界名人共同创办，半个世纪中共收养、培育了6000多名孤贫儿童。

　　昨天，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会长刘大保介绍，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墓群已经破败不堪，许多都已坍塌，校友会曾想加以整修，但资金、能力都有限。目前，随着校友们年老故去，这段历史很可能被湮没，“包括毛邦伟在内，墓地里还有一些名人，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应该去追寻它的历史脉络。”

　　呼吁有关部门保护

　　在毛邦伟墓东侧，紧邻着一座面积相仿的大墓，建于1931年。结合碑文及资料可知，墓主正是上海《新民晚报》的主要创办者之一、民国著名报人吴竹似。吴竹似当时是中央通讯社的编辑，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1929年抱病与友人成立报社，去世时年仅23岁。

　　“能够将婴儿善加安葬，体现了熊希龄和香山慈幼院的人本精神，加上吴竹似、毛邦伟等名人墓，这片荒山的价值很大，理应得到重视。”柳哲呼吁，有关部门应将师生墓群加以发掘、保护。

吴竹似墓碑没丢家人拿走去修复

本报讯（记者孟妍）北京青年报此前报道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父亲的民国墓碑不见踪影一事。昨日，吴家表示，该墓碑和底座已经由家人取走拿去修复了，并未出事，谢谢大家的关心。

昨日，吴敬琏先生的秘书范世涛对北青报记者说，吴家人已经知道了关于先人吴竹似墓碑不见的报道。吴敬琏的夫人对此表示，发现先人墓碑断为两截横躺在底座旁边后，吴家人已经将墓碑和底座取走拿去修复，墓碑现在很安全，谢谢大家的关心。

墓主人吴竹似是上海《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生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儿子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近日，有市民去香山散步时发现，吴竹似的墓碑连同底座不知去向，有些担心。吴竹似墓所在的一片墓地在文物爱好者群体内挺有名气，这处山上主要都是民国时期的墓，从墓碑上的信息显示，很多香山慈幼院师生去世后便葬于此。

不少文物爱好者认为，以吴竹似墓为代表的墓碑上的很多信息都有史料价值，山上也葬了不少历史人物，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民国墓群”。

这些名人墓咋变“无名氏”？

法制晚报讯（记者崔毅飞新闻观察员孟国忠）当人们忙于清明祭扫时，在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遗存着一些历史人物的古墓遗迹，这些墓主，生前或为皇亲高官，或为知名人士，完整的园寝历经盗墓、损毁，如今因缺少了基本的历史信息，只能以“无名氏”的面貌示人。

在丰台区青龙湖公园附近，游客时常发现，在一座仓库大院内，露天堆放着多件石刻文物，除供桌基本完整，其余皆为零散石刻，现场没有任何说明。为何在此？从哪里来？鲜有人知。

而丰台区文委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些石刻文物，来自7公里之外的侯家峪“清太宗位下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第二子博翁果诺之墓”。记者前往原址看到，地面仅剩些残砖碎石，还有一块倒地的区级文保碑。

之所以出现以上情况，得从文物被盗说起。2009年，该墓仅存的祭祀用具“石五供”其中一尊宝瓶被盗；2010年，一尊蜡扦也被盗。主管部门无奈之下实施异地保护。

家住侯家峪村的穆先生说，他祖上是看坟户，爷爷那辈儿还见过王爷家的后人前来祭拜。1949年以后，王爷坟陆续遭到破坏，仅剩下了一组“石五供”，再也见不到上香的后人。这几年，坟里最后几件东西也没了。若干年后，怕是也不会有人想起这些往事。

在房山区上万村西南的缓丘上，有一片三合土夯成的波浪形墓墙，因无文保碑记，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清代二品大员孙国玺的墓地。

孙国玺，雍正年间官至安徽巡抚（正二品），死后皇帝为其建墓立碑。

“孙国玺？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人。”在上万村，记者先后向10多位村民打听孙国玺墓，所有人都不知道。记者发现，可能是受到看坟户姓氏影响，当地人都将孙国玺墓俗称为王家坟地，而忽略了古墓的真正主人。

当地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那块坟地里曾有一座大宝顶，后被损毁，只剩下一座王八驮石碑，上有刻字，去年该碑也被盗走。

《法制晚报》记者查阅发现，孙国玺墓为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在册文物，但墓地上并无任何标志说明。现除园寝墙遗址，地表再无可见文物，只余地面上一个盗洞。

同在上万村，西北一唐姓村民家小院内，隐匿着一座体量硕大的宝顶（坟丘）。

宝顶拔地而起，高约三米，东南侧紧贴着民房，空间略显局促。

打听宝顶的来历，村民们却知之甚少。小院主人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都管这叫穆家坟，除此便一无所知。时有文物爱好者来拍照。

《清代王爷坟》记载，亲王衔克勤诚郡王晋祺墓在上万村西。正是这座“无名宝顶”所在的方位。但与其相关的历史记载实在稀缺，这座宝顶墓主身份之谜有待破解。

北京园寝遗址调查保护团队的杨晓晨分析，此宝顶绝无可能为村中富户或地主豪绅所建，只可与官方有关。非亲王郡王宝顶，也至少是一二品大员之墓葬。

如今宝顶尚未获得文保单位的名分，却或将面临拆迁的命运。

在房山区磁家务“北京市一商局”仓库院内，矗立着一座石牌坊。也因无说明标记，鲜有人知它拥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且见证了清代庄亲王家族墓地的兴衰。

《清代王爷坟》中记载，庄亲王府作为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世袭爵位）之一，共有亲王十三位葬在了磁家务。1927年，庄亲王溥绪将磁家务的树木卖掉一部分，换了钱花。不到一年，东北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的部队到达磁家务，将庄王坟盗发。房山县柴厂村的刘振山步其后尘，连盗墓带“扫茔”。1974年房山县水泥二厂盖楼房，将这里的建筑物拆除，这座石牌坊成为了庄亲王家族墓屈指可数的幸存遗迹；1986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过去了28年，它却还没拿到这个“身份证”。

在海淀区一处叫红山头的墓地，在民国年间是香山慈幼院的公共墓地，山林间隐匿着一块百余平方米的墓园。这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创始人之一、民国报人吴竹似先生的长眠之地。

吴竹似先生的墓园坐北朝南，周围环以长方形围墙，墙体由青黄色毛石砌成，现已损坏大半。墓园内杂草丛生，周遭人烟稀少。

吴竹似生于1908年、卒于1931年，终年23岁。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青年才俊，文笔清丽，数千言的文字片刻即可完成。风度雍容，办事勤谨快捷。

当地人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墓中多半石料被搬走，80年代又遭偷盗，原有石供桌等物丢失。

文物爱好者吴晓平告诉记者，去年，墓园内尚存一通青灰色墓碑，上面镌刻着吴竹似短暂的一生。今年记者发现，仅存的墓碑神秘消失，这块墓地从此“隐姓埋名”。

现状：墓地仅剩残砖碎石，区级文保碑倒地；青龙湖处供桌基本完整，香炉、宝瓶、蜡扦均有拆解

墓主：《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创始人之一、民国报人吴竹似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曾一智女士认为，古墓遗址，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发展。从身边点滴找回对文明的尊重，让这些散布在城市里的历史坐标得以延续，文化传承才不致断裂。

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走访过北京多处古墓遗址，他分析说，古墓遗迹有实无名或有名无实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区级文物和第三次文物普查单位上。但文保级别低并不代表其文物价值低。主管部门的精力多放在级别较高的文物上，容易轻视这些非知名古迹，体现为思想重视不够、财政资金倾斜不够。

就这一系列问题，记者致电相关区县文物部门。丰台区文物所工作人员表示，王爷坟“石五供”现状也曾有市民反映，他们会考虑完善告知信息。

今天上午，房山区文化委员会文物科工作人员赵金波介绍说，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孙国玺墓、上万村西的宝顶、庄亲王墓石牌坊都进行了普查登记，并要求其必须挂牌公示。就“无名氏”的现象，他们会逐一查证，并向乡镇了解情况，争取尽快完善信息。

《法制晚报》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了解到，在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登记文物中，部分墓葬遗址、石刻等确实存在挂牌不方便的现象。他们会责成区县的文物部门，研究完善这些三普、区级文物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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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吴竹似资料的《遥观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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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观乡志》中的吴竹似简历

    武进网讯（记者张军）本网播发《经济学家吴敬琏生父墓碑发现证实其为武进人》后，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记者通过查阅地方史志，发现了吴敬琏父亲吴竹似是武进遥观薛墅巷人，这一点从另一层面确认了吴敬琏为武进人。

    在《遥观乡志》（1987年版）中有较详细传记的13人中，有10人为薛墅巷吴氏。其中关于吴竹似的记载出现在P292：吴作好，又名礼宣，字念椿，号竹似，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卒于民国二十年（1931），本乡薛墅巷人。先在东南大学商科读书，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民国十五年（1926）任职二十一军政治部，兼任大中华时报编辑，并先后与陈铭德、宋绍曾等人创办重庆拒毒会及新生命通讯社。民国十六年（1927）任中央社编辑，与陈铭德创立新民社，吴均任主编。

    薛墅巷吴氏为遥观望族，《遥观乡志》中列举的清代部分举人进士录记载全为薛墅巷吴氏，曾出三代进士，父子两翰林，叔侄同翰林，中进士的有10人，中举人的有31人之多。可谓书香门第、人才辈出。

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会有关专家认为，目前不仅能确定吴敬琏为武进人，而且已具体到了乡镇村，翔实的资料，否定了长期以来吴敬琏为“南京人”的说法。

"为民喉舌"长相传《新民报》创始人吴竹似(图)

■吴竹似先生(左)墓碑已断成两截

    家住北京香山的柳先生前天给晚报打来电话，说今年清明节他与“香山慈幼院校友会”进行集体祭扫活动时，在一处名叫“红山头”的荒山上发现了《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创始人之一的吴竹似先生的墓地和墓碑。昨天一早，记者驱车赶往位于北京郊区的香山，踏着荒山的泥石路一路向上爬，终于见到了这方遗落在此许久的墓碑，重温了1929年吴竹似先生与挚友一同创立《新民报》的历史。

    荒山墓碑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西郊的香山，沿着香山小学往南而行。没有石阶、没有扶手，踏着一条黄色的泥路向上爬行，荒山上散落着几十处大小不一的墓碑。柳先生告诉记者，这片荒山野岭叫做“红山头”，据他考证这里曾经是香山慈幼院的公共墓地。快要行到山顶，一个大小约50平方米、由墓墙围起的独立的墓地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虽然杂草丛生，曾被多次破坏，约一米五高、一尺宽的大理石材质墓碑也已断裂成两截横在地上，但历经岁月的侵蚀字迹仍清晰可辨，正面镌刻着“显考吴公讳竹似老大人之墓”。这里就是《新民报》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生父吴竹似先生的墓地。

    千字碑文

    “君讳作，字竹似，其先出自有周，世居苏之武进，清奉直大夫志云公之孙……”墓碑两侧，“内江刘勉”所撰写的近千字碑文工整娟秀，吴竹似先生的生平徐徐铺展开来。“己巳夏医言，肺疾已深，然犹扶病与陈铭德诸同志，组立新民报社……”寥寥数言，将吴竹似先生1929年9月与挚友陈铭德、刘正华在南京创立《新民报》的经过印刻于历史。“肺疾已深”四字，更是令人感叹故人对于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君最嗜饮，喜吟咏，善擘窠书，文笔清丽，娓娓数千言，倚马立就，风度雍容，治事勤敏，故能领导同人，为民喉舌……”吴竹似先生的才学与风采仿佛重现眼前。虽然吴先生英年早逝、抱负未尽，但相信“为民喉舌”早已成为一代代新民报人矢志不渝的理想与信念。

    后人欣喜

    记者辗转联系到吴竹似先生与邓季惺女士的长女吴敬瑗，85岁的老人仍然精神饱满、思维清晰。老太太平静地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解放初期，我们一家人曾多次上山祭扫过先父的墓地。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父亲墓地所在的山头被划为禁区，我们便没有机会上山了。再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当记者问及家人是否都已经得悉此事，老人说，全家上下对于能够重新找到父亲的墓碑都很高兴。至于弟弟吴敬琏，老人告诉记者：“他这几天在上海出差，喉咙突然有点不舒服，发不出声音来，医生让他在医院养病。等他喉咙好了回到北京，一定会给晚报打电话。”

本报讯 4月13日，本报刊登了《毛邦伟夫妇墓经确认在香山》一文，见报后，毛邦伟侄女毛瑞霞外孙黄东黎对文中诸多细节提出异议，致电本报并讲述了关于毛邦伟墓立碑及考证的一些细节。近日，记者再次走访相关人士，对此进行核实。

黄东黎先生，57岁，现住北京，他是毛邦伟侄女毛瑞霞的外孙，从小在伍崇敏和毛瑞霞身边长大。黄先生回忆，1964年8月，伍崇敏（毛邦伟夫人）在京去世时，只有其外婆毛瑞霞在身边，是毛瑞霞操办了丧事。据毛瑞霞之子庹石先生回忆，当年毛瑞霞将伍崇敏与毛邦伟合葬后，重新为墓立了碑，毛瑞霞干女儿郭女士协助合葬立碑，毛瑞霞是实际立碑人。

3月24日，黄先生带着1962年随姥姥毛瑞霞祭扫毛邦伟墓的老照片来到香山，前后两次来到墓地，仔细核对了照片上的实景与今天墓地景物，经现场考证后，确认该墓地是毛邦伟与伍崇敏1964年合葬墓，并进行祭扫。墓地发现人柳哲联系了在京记者，教育界、文化传媒人士、画家等，在墓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祭扫。4月6日清明，黄东黎先生一行再一次到墓地进行了祭扫。

（本报记者）

日前，媒体报道了北师大老校长毛邦伟墓无人照料的事情。昨天，毛邦伟的曾外孙黄东黎，来到香山祭扫毛邦伟和夫人伍崇敏。　　
昨天上午，记者跟随黄东黎来到香山小学南侧的毛邦伟和伍崇敏的墓碑前。在前往墓碑的山路上，黄东黎告诉记者，这地方他还是50年前跟姥姥和妈妈来过一次祭扫毛邦伟的墓。　　
50年了，他感叹环境变化太大，更别说能记起太姥姥的墓碑位置了。说话间，黄东黎颤抖着从背包里拿出了4张泛黄的老照片。　　
来到毛邦伟的墓碑前，黄东黎从包里拿出一打黄色的纸钱，用打火机颤抖着点着了。双手抚摸着墓碑，“你们安息吧，终于找到你们了，以后会常来看你们。”黄东黎哽咽着重复说，终于找到亲人了。　　
说起毛邦伟，黄东黎说他去世时自己还没有出生。在他记忆里，他只记得太姥姥伍崇敏（毛邦伟的夫人）是个很儒雅又爱干净的老太太，家里的墙壁上挂有毛邦伟的单身照，还有他和太姥姥的合影。　　
在他11岁的时候，看见过一本女师的校友通讯录，封皮是深蓝色的。翻开第一页就是图文并茂地介绍校友的内容，第一个人就是毛邦伟。　　
“我清楚地记得毛邦伟的头像是椭圆形的，头像下面是他的个人简介。”黄东黎回忆道，在北师大80周年校庆的时候母亲把校友录寄给了北师大，现在应该在北师大的校史馆里。　　追访　
今天上午，北师大校史研究室负责人魏书亮表示，目前他们正在搜集毛邦伟先生的相关资料。他说，毛邦伟先生三次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但时间都不长。目前关于他的资料很有限，学校计划出专门的文章来介绍他。　　
“我觉得对毛邦伟先生最好的告慰方式，还是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他说。

今年三月，北京民间学者柳哲先生在香山红山头发现民初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原北京女师大三任校长毛邦伟及夫人伍崇敏的合葬墓及民国名人墓群，引起《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中国文化报》、《贵阳晚报》等媒体的普遍关注，呼吁当地有关部门予以修缮和保护。笔者随即走访了毛邦伟在贵阳的子嗣后裔：孙女毛忠惠、孙子毛兆琪，并电话采访了远在云南安宁的毛忠智，同时走访了贵州省文史馆的相关文史学者和在贵阳的蹇氏后裔蹇建等人，并查阅了一些史料，从而得知北师大老校长毛邦伟的身世及后裔情况，现将毛氏后裔的回忆整理出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毛邦伟是我的伯爷爷，毛邦伟的胞弟毛邦儒是我的亲生爷爷。毛家祖籍是湖南的，后来迁入遵义，定居老城杨柳街。听母亲张朗秋说，伯爷爷兄弟俩自小家境贫寒，柿花园的名门望族蹇家见毛邦伟、毛邦儒兄弟俩聪明伶俐，属可塑之材，遂资助兄弟俩进私塾学堂读书，成就其事业。蹇家对毛氏兄弟可谓恩重如山，父亲毛全本（字效良）常常对我们说起这一往事。

伯爷爷毛邦伟读书考取举人，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三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成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先驱。爷爷毛邦儒在遵义教书，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初四(1936年9月19日)在遵义逝世。爷爷去世的这一天，也就是我的生日。因此，家里的人都说我的“八字大”，把老爷爷都“克死了”。

现在能回忆得起的毛家字辈为：“邦、全、忠、恩、世、袭、汝、泽”八个字，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邦”字辈的就是邦伟、邦儒两兄弟。邦伟，字子龙；邦儒，字席珍。“全”字辈的仅有我的父亲毛全本和姑姑毛瑞霞、毛瑞云，父亲毛全本，字效良，后以字行而名毛效良。大姑毛瑞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生于遵义，她嫁给在北平大学读书的遵义东乡人庹能纬(字俊生)，后在贵阳(今大十字时代广场)经营“生生大药房”。二姑毛瑞云，嫁给贵州黄平县人聂西政，解放前遭遇土匪抢劫时被害。大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随大女儿庹修宏、女婿黄颖(原国家民委副主任)去北京工作、生活，直至1975年11月父亲从凯里监狱特赦回筑，大姑才从北京迁回贵阳定居。

父亲毛效良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于遵义老城杨柳街。因伯爷爷毛邦伟与伯奶奶伍崇敏婚后多年无子女，而爷爷就把父亲过继给伯爷爷为嗣。那时我的父母已在贵阳定婚，因此他们就被送去北京随伯爷爷家生活。伯奶奶伍崇敏，字树芬，她出生于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个大户人家，留学日本东京府师范学校，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回国后与伯爷爷在北京结婚。父亲在北京曾就读于北平弘达大学校，后考入大夏大学。

我的母亲叫张朗秋，出生于贵阳报国寺张家公馆，张家是镇远施洞口(今属台江县)人，祖辈张春圃从军，参加平定咸同年间的“长毛起反”，立有战功，因枪伤发作死于贵阳城北鸡场大坝，葬于麦稼桥高坡，清光绪年间在坟前立有墓碑和石华表，石表对联系镇远人、云贵总督谭钧培撰书镌刻。诰授“武功将军”，并赏赐贵阳城北麦稼桥高坡、罗革当、印台山、许家庄田地等作为子孙世袭养食之地，后裔遂迁居贵阳。根据当年张春圃的碑文记载，立碑人为张春圃之子张文皓，即张朗秋之父。孙中山的秘书，后任贵州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张伯休，国民党中将、军校教育长的张卓，与母亲是堂兄妹，我们喊张卓叫“舅舅”。母亲也算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

我的父母一直跟随伯爷爷、伯奶奶生活。由于伯爷爷、伯奶奶的家教承袭日本人的礼仪，长辈出门或归来都要子女们跪迎跪送，因此父亲受不了这样的约束，直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伯爷爷病逝后，不久他便留下封信就跑回贵州老家了，留下母亲独自陪伴着伯奶奶，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才将母亲接回贵阳团聚。

我们家与遵义新舟的佘家是姑表亲戚。佘万能(原名余立平，后改名陈沂，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著名军旅作家)的母亲是父亲的姑妈。佘万能在北京求学(北平法学院)时，经常与父亲交往，父亲与万能的堂兄万选(军统少将、站长)是同学。在佘万能的鼓动下，父亲才决定离开北京，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最后又考进国民党中央军校，分配到103师任军需官。因军队内斗而被通缉，带着两个勤务兵外逃，经友人疏通而作罢。后来，经同学介绍，父亲曾在国民党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贵州省财政厅禁烟缉私处任科员，而成为所谓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派员、县长、鸡场(白云)区区长、小学校长，又成为了所谓的国民党“中统特务”。

解放前夕，父亲带着小妾董氏及两个女儿逃往香港，居住在香港九龙。解放初，父亲的朋友托人带信给他说：“共产党的政策好，对过去的事既往不咎，欢迎回乡服务”。父亲当时自认为对共产党没有犯下什么罪恶，安排好董氏夫人后毅然于1951年回到遵义。经推荐在遵义县下面的一个区政府工作，并向遵义县交待了自已的历史问题，县里又将其历史问题上报省委、省政府。

父母在贵阳民生路猪市巷置有房产。解放初，父亲尚未由香港归来之际，贵阳市军管会及贵筑县白云区高坡农会的人经常来家中找父亲，追问父亲的下落，吓得我母亲张朗秋全身发抖，我们几姊妹年纪又小，可以说担惊受怕的过着日子。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后，民生路的房屋被没收，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大姨爹家(今大十字，原贵州电影院丁氏中央商行)居住。因我大姨妈的姑娘丁毅是贵州地下党成员，丁毅等几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捕莸后，是我父亲出面找军统方面的同学帮忙，而未被加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丁毅在《贵阳晚报》上发表长篇革命回忆录(连载)，还提及到这段事迹。父亲曾将报纸剪贴下来，经常翻阅。1975年11月，父亲毛效良作为国民党县团级战犯特赦出狱回到贵阳，担任云岩区政协委员，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直到1983年11月在贵阳去世。父亲生前，多次提出申诉，对他“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事实不服，经重新审理，1984年11月5日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裁定：1、撤销贵筑县人民法庭(51)270号刑事处分书；2、对毛效良宣告无罪。

母亲张朗秋还告诉我们：当年她离开伯奶奶伍祟敏时，伯奶奶还拉着母亲的双手，老泪纵横，不忍骨肉分离。母亲孝顺，又知书达理，深得伯奶奶的喜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母亲怀上大哥毛忠智后便将这一喜讯写信告诉了北京的伯奶奶，于是伯奶奶回信说，她最近梦见麒麟送子，预示子嗣昌顺，因此若是我母亲生下儿子便取名兆麟或兆麒。当年10月6日大哥出生后，便取名毛兆麟，按照字辈后改为毛忠智(1957年在云南昆钢被打为“右派”，现居住在云南安宁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28日兄弟出生，取名毛兆麒，按字辈后改名毛忠恕，后来他又改作毛兆琪行世(现居住贵阳市上合群路)。长女毛忠惠，出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9日(现居住贵阳市盐务街)。父亲毛效良的小妾董氏带着两个妹妹由香港迁居台湾，具休情况不详。

伯爷爷毛邦伟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在北京病逝的，葬于北京香山。伯奶奶伍崇敏是1964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的，享年九十一岁，与伯爷爷合葬在一起。伯奶奶是民主人士，她去世时，由于伯奶奶当时的特殊身份加上大姑毛瑞霞出面具保，在我兄弟毛兆琪的陪同下，父亲毛效良才得已从凯里监狱请假赴京奔丧，与伯奶奶的遗体告别，未等下葬，假期临近，又由其子陪送回监销假。

1975年底，大姑毛瑞霞从北京迁居贵阳时，交给我父亲毛效良一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编印的《女师大毕业同学录》以及伯爷爷毛邦伟与伯奶奶伍崇敏的一张合影照片，父亲毛效良在照片后面题记:1927年摄于北京。另外还有一张毛伍崇敏为“民国二十八书赠本届毕业同学录”的一首题诗照片：“数载光阴驹隙驰，人生会少奈多离。祝君直上青云路，翮翻振鹏正此时”，居左面是伯奶奶伍崇敏的椭圆形大头像。此外还有伯奶奶的另一张晚年照片，晚年照片的背面有大姑毛瑞霞于1957年书写的文字：“良弟：去年给伯母拍时照，我特放大了给你，可留作纪念罢。今年她老人家老了好多，但精神还好。待桂黔铁路修好，明年再回贵阳看看，我就会来看你的。姐姐，57/1.12.”。也许大姑当年是想把伯奶奶的这张晚年照寄给在监狱里服刑的父亲吧！？那时或许交通及通讯都很不便,因此直至父亲特赦回家后，大姑才把伯奶奶的这张照片一起带回贵阳，并说：“毛家的东西由毛家保管。”于是父亲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记：1964年8月7日在北京逝世。

记得父亲常常翻阅那本《女师大毕业同学录》，并将毛邦伟的简介读给孙辈们听，其文曰：“先生字子龙，贵州人，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于民八、民十、民十六三任本校校长，均值政局紊乱，校务停顿，而先生肯毅然负此重任，使颠簸困顿之学校得有今日皆先生之功也！惟先生已于民国十七年因劳逝世，未能常庇斯校；兹者拜展遗容，不尽怆然！”大约在1982年初，大姑毛瑞霞的大女儿庹修宏(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曾毕业于北师大，后居住北京西单)致信父亲，说北京师范大学为庆校八十周年，需要借用一下这本同学录，于是父亲将这本同学录和伯奶奶毛伍崇敏为“民国二十八书赠本届毕业同学录”的那张题诗照片一并寄给了庹修宏，从此再无下落。至今，我们家里还保存着伯爷爷毛邦伟与伯奶奶伍崇敏于1927年在北京摄影的那张合影照片及1957年伯奶奶伍崇敏的晚年照以及父亲毛效良生前写下的《伯考毛邦伟传略》手稿一份。

根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同乡杨祖恺老先生留下的《鲁迅与遵义毛子龙》及父亲《伯考毛邦伟传略》等资料记载：毛邦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5月，邦伟的父亲是清代贡生，光绪初年任教于湘川书院，诚实敬业，深得生徒爱戴，遵义门名望族柿花园蹇氏子弟多出其门下。不料，邦伟父亲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邦伟、邦儒两兄弟，邦伟母亲不堪受此打击，随即殉夫而去，遗下两个孤儿。湘川书院学生、遵义士绅蹇念典(字伯常)集资安埋了老师及师母，并供养邦伟、邦儒兄弟读书，与蹇念典的堂弟蹇念益(字季常)同在一个私塾读书。邦伟先补遵义府学生员，选拔入贵阳经世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取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应同学蹇念益之约赴日本，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该校以“听讲生”身份，专攻“伦理”科目。同年7月，原贵州学政严修第二次赴日本考察，在东京受到蹇念益、毛邦伟等贵州籍留日学生的欢迎。邦伟于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回国，经廷试及格，以举人授内阁中书，任职清廷学部佥事。中华民国成立后，经教育部次长范源廉推荐，继任教育部佥事、编审员、全国编纂委员会主任，编写中小学教材教科书，与周树人(鲁迅)同为教育部同事。后于民国二年(1912年)5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民国八年(1919年)7月至民国九年(1920年)9月，首次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校长；民国十年(1921年)10月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任代理校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9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任国立京师大学校师范大学第二部学长(即校长)；夫人伍崇敏时任该校训育主任。伯爷爷编著有《中国教育史》（1932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及《教育大纲》(未刊手稿)存世。

伯爷爷毛邦伟与蹇家系世交，与在北京的民国政坛风云人物——国会议员蹇念益是至交好友，与国会议员姚华、国会副议长陈国祥、教育总长任可澄同系贵州同乡老友，虽然毛邦伟立身教育界，应该说是得到民国政坛中的黔人声援和帮助的。否则，在教育界难以立足，更不要说三膺女师大校长了。伯奶奶伍崇敏虽出身大家闺秀，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府师范，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具有反清救国思想。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担任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指导师，毛邦伟担任女师大校长后，出任该校训育主任，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被推定为女师大音乐社副社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出任北平妇女救济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她作为民主爱国人士受到人民政府的尊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女精英，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人材支持，开创中国现代妇女教育之先河。伯奶奶终身从事教育，可谓桃李满天下。

据有关资料记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争点，一即删去民生主义，而于别一条文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不收女党员。当场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起而质问，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人鼓噪。唯赖总理孙中山临场讲演，以靖秩序。可以说，伍崇敏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中国现代史上的“女权”先驱和女子慈善教育的先行者。

伯爷爷毛邦伟和伯奶奶伍崇敏葬在北京香山，后人又均回到贵州老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大姑毛瑞霞去祭扫过墓地外，我的父母及毛氏子孙再也没有去上过坟，愧对祖先！即然祖墓被热心人找到，我们一定前往北京祭拜，了却子孙的一个心愿！

2013年清明时节，毛邦伟孙女毛忠惠及曾外孙王明受毛氏后裔之托，远赴北京香山祭扫毛邦伟、伍崇敏墓地，受到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柳哲、北大教授岳东升、海淀区文委干部赵阳、中国文化报记者李佳霖等热心人士的欢迎，并针对毛邦伟对民国初年教育事业及伍崇敏对现代妇幼慈善事业的贡献进行了交流，填补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毛邦伟老校长的一段史料空白。